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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各派对于孙中山的日本之行反应不一。1925 年1月10日，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在报告中评述：“孙中山东渡日本，使国民党右派兴高采烈，一瞬间，日本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在国民党右派看来，孙中山此次日本之行，可加强右派对孙中山的影响，他们坚信日本将给孙中山以支持。……现在，日本人频繁登门拜见政府的几位大员……司令部上上下下一议论起日本可能派教官到广东来，就几乎是喜形于色，……我在同许将军、廖仲恺、胡汉民将军的谈话中表示，我认为孙中山日本之行一来不合时宜，二来徒劳无功，但他们以种种理由加以反驳。他们反复向我说明，孙中山此行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孙中山会晤日本政府的要员和各政党领袖，即使不能导致三国联盟，无疑也能加强俄、中、日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此行可提高孙中山同北京的争端中所处地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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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对孙中山访日抱有不小的戒心。12月2日，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宋子文告诉加伦，孙中山受到日本的友好接待，加伦表示：“我不相信这种接待的诚意，因为实业家从中无利可图。”宋不以为然，指出接待孙中山的是对国民党友好的政党。加伦则强调宋所说的“是个工商实业家的政党。名叫宪政会。……诚然这个党是反对本国政府的，但并不反对侵华。长江和山东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可见这个党决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孙。”“日本如此接待，无非是急欲乘华北形势变化之机，借助孙从中国攫取利益。”宋子文答称：“鲍罗廷同志也是这个观点，地方党某些人士也赞同这个看法。但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孙是困难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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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俄的态度相近，中共对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持批判态度。12月31日出版的《向导》发表《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文，强调在人民集矢于反对直系及其后台英、美帝国主义的同时，“要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危险”。“现在日本人欲巩固在华之势力，又高呼‘亚洲人是为着亚洲人’的口号……一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临时的亲善政策，不过要在我们国家中创立一个忠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孙中山“也不甚明了这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趋向”，其大亚洲主义演讲，“对于中国民众及日本工农们有很大伤害处。中山先生应当明白，这些演说词使他与日本的军阀有接近的可能”[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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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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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苏俄与中共所担心和批评的那样。孙中山进京伊始，张作霖就劝其暂缓施行废除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张作霖又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是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汪答道：“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因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等待我国，孙先生便都可以和他们要好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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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作霖同一步调，12月7日，段祺瑞就“对外条约尊重问题”向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孙中山所唱，为偏于理想之大议论。中国国情，有根本的差异。”“今吾人正努力欲于对外增高国家之信用，如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63]次日，段祺瑞发表《外崇国信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段政府的代表梁鸿志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亦宣称：“对外条约，不论何国，均应遵守。此次临时执政府成立，其对外之一切权利义务，均当遵守不变。”[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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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得知段政府宣言保证“外崇国信、尊重条约”，大为不满，询问前来谒见的段祺瑞代表许世英等：“外交团要求尊重条约，闻段执政府已照会复允，确否？”许世英等答道：“确有其事，但照会尚未送出。”孙中山勃然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甚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甚么还来欢迎我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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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进而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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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早经各国承认。今合肥自认为中华民国之执政，国体既未变更，当然未失国际上之地位。此次革命纯系对推翻军阀而发，政权转移为内政习见之事，并非变更国体，无求列强承认之必要。今多此一举，反使列强见执政地位之无据，而要求承认之亟，又足使外交上因此而生一种利用之机会，殊为抱憾。乃拥段之人，仅为段在外交方面计，而不为段在国民方面计。假使即得外交之好感，而失国民之同情，试问国民之同情重欤？外交之好感重欤？段承曹、吴虐政之后，为一极好收拾人心之机会，能多做几件收拾人心之事，则国民无不感戴。国民会议之后,正式总统自舍段莫属。段且欲求不为总统而不可得，何必如此亟亟，以博外人之承认。[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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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列强对孙中山，更是满怀敌意。天津各界代表拟于孙中山抵达时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欢迎大会，法国驻津领事以孙倡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不予准许，且扬言孙登岸时，不许通过法租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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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于孙中山的赤化倾向及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极为担忧，早在12月1日，荷兰驻华公使就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提议：像孙文这样的赤化人物到京，必与当地赤化分子及苏联派来之加拉罕策划掀起危险事态。为此，应支持张作霖镇压布尔什维克。同日，张作霖通过日本人町野向芳泽表达同样意思。翌日，英国公使提议召开正式会议研究此事，芳泽表示赞同，但提出与会者限于签订九国条约国家。[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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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抵达天津当天，12月4日上午，驻京英、美、日、法、意、荷、比等各国公使就在荷兰使馆召集外交团临时会议，密议应对策略。“盖自政变以后，外人常以苏联之易于接近我国为虑，故意以中国政府之赤化，为耸听之口实。及孙文由粤起程时，发表宣言，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彼等恐慌更甚。所谓将联合列强，向我要求遵守既成条约之拟议，即因此而起。至段就执政职，宣言外崇国信，彼等方略觉放心。不料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孙文，今明即当入京，彼等恐慌遂达极点。据闻前日会议，有某某国公使，主张孙文来京后，北京果开善后会议，其决定之新政体或新政府方针，如无左倾于过激之虑则已,苟带于左倾的色彩，列国即一致以承认问题为对抗之惟一手段。第以中国之善后会议尚未召集，事实上不便为具体的决定，故最后结果，各使以为此时只应有对付之准备已足，不必先为夸大之主张。而一面对于孙文之来京，则拟向中国政府方面，非公式表示使团疑虑之意，希望当局格外注意，以防患于未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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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荷兰公使提议在孙中山到京前，将对策提交给执政府。芳泽谦吉有同感，但认为事关重大，须请示本国政府。此时列强深恐冯、孙联合，推倒段、张政权。芳泽对此表示怀疑，但认为孙文可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之政纲，故赞成采取预防措施。最后推定英国公使起草给执政府的声明。不过芳泽提议避免写上赤化、过激活动等词，也不要点孙、冯的名，只是表示各国支持执政府，并要求在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执政府应承认和保障中国与列强所缔结的所有条约，以及列强在华权益。日本外相币原赞成此项声明，只是提议删去“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承认和保障……”等字样，以免中方误会列强有修改条约的意向。[70]同日，美国驻华代办梅耶（ F. Mayer）报告国务院：承认和支持张作霖政府可能有利于日本，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相比，其危险性要小得多，两害相较取其轻，应尽力赞助日本。凡此种种，表明列强坚持不肯放弃在华利益，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绝不可能赞成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虽然各国之间存在利害冲突，为了确保既得共同利益，不惜彼此妥协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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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强的过度反应，中国报界相当不满，《京报》发表特讯，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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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东交民巷某某使馆中人，对于中山先生北来之消息，顿起恐慌，且放出许多空气，以恫吓我国朝野，并欲引起外人间之一致不满。时向我国政府机关探询，中山来后是否有何变动发生。此类手段，皆系外人之作用，亦可谓理屈心虚，无意识之恐慌。孙中山当然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且主张我国与各国所订不平等之条约非设法废止不可，是为我国国际地位平等之主张，乃全国国民人心所同，完全出于自动之觉悟。彼某使馆中人对人谈话，亦谓其赞成我国得有平等之地位。则对于中山之恐慌，未免神经过敏，中外人士，幸勿为谣言所惑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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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系报刊虽然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表示同情，却认为不过是高调的理想，别有用心地鼓吹内政优先的程序和信守条约的准则，以维护其既得在华权益。《益世报》引述日本报纸称：孙氏主张中日亲善，意思究竟何在，虽难逆料，“但其排斥外力之意，似甚坚决。但日本朝野对孙氏意志之所在，颇能谅解，其在神户之宣传，可称为宣传史上之新成功。就此一事观之，当知孙氏为非凡之才。果其入京，则念佛之段氏，能否与之协调，不无疑问。但孙氏之极口排斥外力，亦有充分之理由，吾人（日人自称）当表同情。考中国历年之内乱，外人之从中挑拨，实与有关，而华人自身之不知觉悟，乃为其最大原因。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如华人不以自相惨杀为能事，则外人即无能为力矣。孙氏主张废除治外法权，及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免偏于理论，就事实方面着想，华人果能以自力维持国内之治安，俾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则外力不须排斥，自有消灭之一日。若仅注意于排斥外力，而不求内政之改良，则恐一时难达其目的。盖任何国家，如欲取得国际之信用，首在尊重互相间之条约，否则各国将群起而阻其国家之发展，结果不但不能收其排斥外力之效果，反使国家地位，濒于危急，殊非计之得者。吾人为此言，并非谓中国与各国间所订之条约，不容变更，盖欲促华人之根本觉悟耳。孙氏如能以其数十年来所得之经验，与其丰富之学识，先行整理内政，一俟稍有成效，则可向各国提议，改订公平之条约，彼时各国将必助其达此目的也。殊如中日间悬而未决之廿一条问题，现虽未废，但无永久存在之必要，是在华人之能否努力以为断。为今之计，孙氏须尊重各国之意见，先谋国内之统一，然后再行确立对外政策。总之，外交之要素，首在扩充国力，俾能与各国协调，致益于世界，则各国对其同等之任何国家，必以公平态度之平等精神，相与交际，而国际间之真正和平，亦可随之而实现云。”[72]此说貌似言之有理，实则居心叵测，将不平等条约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作为旁观者还情有可原，作为当事人，就颇有些强盗逻辑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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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系报纸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赤化倾向尤其充满戒心敌意。《顺天时报》发表社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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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富于理想，为国效力，能使国家骎骎日上，此盖为国民仰瞻之焦点也。孙氏所唱之大亚细亚民族主义，不平等条约撤废主义，皆无不可。国民宜促其始终一贯努力于理想之实现，此即使孙氏以其所长贡献于国家之道，抑亦使国民增其钦仰之原因也。虽然，理想家非实行家也，实行家既不能同时为理想家，理想家亦不能同时为实行家。盖理想家之抱负，在现代环境之下，往往难于实现，惟期之于将来而已，故欲迫理想家以实行，不可也。……又孙氏所主张之大亚细亚民族主义，或不平等条约撤废主义，虽不外孙氏之高调的理想，然若为此等理想之实现起见，与俄国共产主义者取一致之行动，或倚俄国共产政府之后援，结果恐反使理想不能实现而已。兹吾人之所以对于此点特为注意者，盖恐孙氏入京以后，过激主义者将实行跳梁，且恐利用之为赤化之宣传故也。要之，欢迎孙氏者，宜洞悉所以欢迎之理由，俾孙氏得发挥其真面目耳。[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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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中山的联俄赤化抱有敌意的不只日本一国，《香港华字日报》再度扮演了相关信息散布者的角色。该报所载《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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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挂民治招牌，实则为军治，而操纵军人者，实为北京东交民巷之外人，此稍谙中国内情者，当无不知也。故有人谓军阀为太上总统，尚有外人作太太上总统。年来内乱，实无不有太太上总统操纵于其间。中山对此，亦深知灼见，且确知北京势力，新转移于亲日派之手中，则此后欲在中央得志，自不能不先向日本人拉拢。又苦于从前高挂打倒帝国主义招牌，而以帝国主义高临中国，当无如日本者，中山虽空挂招牌，并未做事。但日人因此一点，对于中山当然无好感，故党人咸劝中山赴日一行，亲自向日本朝野，解释国民党所称打倒帝国主义，系专指某某两国，若日本则同种同洲，自在例外。并闻订有一种密约，乞日人助其在中央活动，而公然认日本在东三省之地位，为势已固定（详文见日本英文《告知报》），是明明断送东三省于日本也。东三省为我国领土之一部，现仍属我国主权，有我国官吏在，何能与其他之割地比，利令智昏，不惜丧权祸国，较诸曹汝霖、陆宗舆尤为胆大而手段辣，顾仍高倡打倒帝国主义，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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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既定密约后，即回天津，与段系争胜负。段之左右，固多亲日派者，但究不及中山之热烈，故日人现颇不左右袒，任其自生变化。孙之计划，现决与奉张联合，及希图勾结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藉以倒段，故嗾令党徒，开始向段攻击，反对善后会议，力吹国民会议。因现在真正国民，尚老老实实，教书者教书，工作者工作，耕田者耕田，尚未能实行主人翁职权，而一部分暴徒，则可冒牌抢夺，二个人一个会议，三个人一个团体，都起来纷争代表权，此乃民党暴徒之长技。且现国中政党未发达，只有一以国民党为外表，共产党为灵魂之中山党徒，在国中颇有捣乱之力，东嘈西搅，自信在国民会议中，必将占有多数势力，尽可假借民意以倒段。此一着现已加紧进行，试观广州报纸，连篇累幅，无非关此问题。连某某等校之女生，原不知政府为何物，居然振振有词，真好看煞人也。如争不得国民会议，或在国民会议失败时，则实行利用胡、冯以倒段；如仍不得逞，则利用共产党运动北方工人，及失业游民兵士，希图突取北京，宣布共产，希望藉苏俄助力，在北京巩固其地位。查北京现在失业贫民日增，而长辛店工人数千，团体尤极坚固，颇有新思想，颇易于利用，以为俄国革命之成功，亦不过如是，平昔饱受共产党催眠，故欲效之。人谓共产党失败，断不知若辈固认为极有把握。现谭平山等不日即入京实行运动。北京俄人尤多，假以时日，则孙党在粤之成绩，或竟出老段意料之外，由广州移到北京未可知也（段祺瑞语东方通讯社记者谓：逆料中山未必以行于广州者移到北京）。然变化至是，全国将不可收拾矣。[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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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自身实力有限，又欲有所作为，而不受任何一方掌控，对外要在列强与苏俄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对内要利用各种机会与各种势力合作以打击当前主要之敌，同时也要协调党内各派以及南方各种势力的分歧，其相关的言论行事，不宜单纯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加以评判。孙中山的友人山田纯三郎回答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关于孙“赤化”的传闻道：“我跟随孙先生很多年，所以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国共合作，发表跟越飞的宣言时，孙先生都曾经遭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和忠告。但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获得真正的独立。苏联是最先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国要跟任何尊重她的独立的国家做朋友。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文化，她应该走她自己的道路。信赖我，没有独立的中国和独立的亚洲，亚洲便不会有和平。亚洲没有和平，世界便不会有和平。而为了求取亚洲的和平，日本跟中国必须合作，孙先生经常这样说。”[75]后来吉田茂派山田事务官拜访孙中山，后者表示劳动主义、共产主义归根结底显然为中国国情所不容。[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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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要人卢师谛回答来访的记者关于孙中山之真正态度的提问所作的答复，很可以体现孙中山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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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之主张者。谓：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山殊希望其实现。此次北上，除拟赞助段执政救国外，即以宣传三民五权主义为目的，盖深望国民会议之实现，而对该党主义予以采纳也。……一年来本党之敌派，每利用本党之亲俄政策，诬本党为抛弃三民五权主义，而采取共产主义，且谓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亦足以证明国民党之改换主义。此种谣言，余可为简要之声明：（一）亲俄系本党外交政策，若以亲俄而即目为采取共产主义，则与俄国订立国际条约，而承认其地位之国家，均可称之为共产化，岂不笑话。况共产主义之绝对不适用于我国，孙中山已于俄国越飞来华时，已郑重表示之。至表同情于共产主义之青年所以加入国民党，乃系列宁在世时之主张。盖列宁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亦谓中国之民情，不适用共产主义，故指导彼等，使投入中国国民党，而奉行国民党之主义。在国民党主义，亦视为必要之举。故少数共产派今虽相继加入本党，而加本党后，即均须服从本党之主义，而本党则决无舍己以从人之事。故因彼等少数人之投入本党，而误认本党为可以一旦牺牲数十年苦心经营之三民五权主义，稍具常识者，当不之信。况本党近一年间，因外界之谣言，而更奋力于三民五权之宣传，计本年本党宣传部所编三民五权之宣传品，不下数十种，传布于海内外者，达一百万册以上，此亦为有目者之公睹云云。[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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