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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31 就此而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不仅大体不错,而且极具洞见和远见。问题是,孙中山寄希望于日本国民来影响日本政府,事实证明很少现实的可能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即使有过与政府不合的情形,也不占主流和主导。孙中山在演讲最后提出的日本民族“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的问题,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答案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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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33 寄望于民间,对日本而言非但不切实际,而且免不了发生负面作用。为了争取日本在野人士的支持,孙中山对于坚决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社会贤达有所妥协。11月25、26日,孙中山在神户与头山满长谈。后者问:“您所说的废除旧条约,是否可以解释为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具体说来是包括收回旅顺、大连的意思呢?”并且明确表示:“即使将来中国国情有了大的变化,再不必担心受任何其他国家侵害的情况下,我国的大多数国民也不能例外地就轻易答应立即归还(满蒙)的要求。”对此孙中山声言,只希望日本带头帮助中国实现关税独立和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而没有考虑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我所说的是废除一般的旧条约,没有考虑收回旅顺、大连。香港、澳门也是这样。……旅顺、大连问题,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扩大其势力的话,就会出问题;但像现在这样维持原有势力的话,还不致于发生问题。”[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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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35 这样的考虑,固然基于现实的可能,但也的确容易令人误会孙中山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交易,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尤其是像“二十一条”这样臭名昭著的条约,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有些暧昧。12月1日,在门司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提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那几种条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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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37 孙中山的回答是:“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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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39 记者进而明确问道:“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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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41 孙中山答称:“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的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79]又表示:“予第一目的,在欲废除十三国对华之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国成真正大一统之国家。则治外法权及关税各节问题,均可一一解决。而所谓二十一条问题,此际日人宜反省之。”[80]作为整顿内政的前提废约,如果都要等列强自我反省和改良,势必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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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43 当然,孙中山并非对日本朝野的禀性毫无认识。12月20日,他在天津寓所病榻上接见负责联络冯玉祥并决心赴日的马伯援,嘱咐道:“你一定要去日本,可注意日本外交,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吾人未得政权……日本是帮助段祺瑞的。”并要其尽量办好对日外交。[81]可以说,孙中山心知肚明日本朝野绝不肯放弃列强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权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多少也有些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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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45 其实,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胡汉民撰文论述《“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五条就是“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之所以特别揭出,是因为中日两国国际问题犹未解决。“日本所筹以对待中国者,其全体之意思不可具晓,而以吾人所知,则有二派:其一曰侵掠主义,二曰吸收主义。第一派主之者无几人,其政策亦过于武断,且贻外交之憎忌,无势力也,故二派中以吸收派为占优势。然曰吸收,则显非平等相交之道,以支那四百兆之大民族,其间岂无自觉者?睹此主义之不诚,必以其不愿下人者,而深怀猜忌,如是两国国民将不可合。盖凡国交际,智取术驭,不可长也。中国人士对待日本者,亦向分排日、亲日两派。排日非大势所宜,我之不能排日,犹日之不能排我;而亲日者徒企人之我保,而无实力以盾其后,亦非吾人所取也。吾人所谓两国国民的结合,则为两方之交谊,为中国者,讲求实力,以保其对等之资格,使交际间自无所屈辱;而日本亦当泯厥雄心,推诚相与。盖非如我国亲日者之言,而日本吸收派之论,亦无所用之耳。”[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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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47 今日的世界,早已不是往昔的格局,但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仍然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政府和国民。中日两国如果不能找到互利共赢的生存之道,东亚的繁荣乃至世界和平,都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是作为理想家的孙中山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主张,其实只是具有常人常态所不及的前瞻性,所以百年之后大都一一付诸现实的根本所在。跳出历史的枝节局限,把握人类社会前行的基本趋向,可以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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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49 [1]本章部分取材于桑兵主持、孙宏云编撰的《孙中山史事编年:1924年9月—1925年3月》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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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51 [2]《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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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53 [3]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文字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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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55 [4]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第1—22页;《孙先生在大阪欢迎会上演说词》,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5日,第一张第一版,“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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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57 [5]参见安井三吉《孫文“大亜洲主義”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近代》第64期,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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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59 [6]详见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安井三吉《講演“大亜洲主義”について:孫文と神戸》,1924年,《近代》第61期,1985年3月;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年版;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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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61 [7]《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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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63 [8]戴季陶:《孙中山与台湾》,《台湾先锋》创刊号,192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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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65 [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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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67 [1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1981年版,第569—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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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69 [1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7—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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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71 [12]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113—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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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73 [1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 册,第570—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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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75 [14]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哀思录》初篇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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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77 [15]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3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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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9179 [1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九二四年七至十二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年版,第948、957页;近藤秀树编,陈鹏仁译:《宫崎滔天书信与年谱:辛亥革命之友的一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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