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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不仅大体不错，而且极具洞见和远见。问题是，孙中山寄希望于日本国民来影响日本政府，事实证明很少现实的可能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即使有过与政府不合的情形，也不占主流和主导。孙中山在演讲最后提出的日本民族“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的问题，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答案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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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于民间，对日本而言非但不切实际，而且免不了发生负面作用。为了争取日本在野人士的支持，孙中山对于坚决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社会贤达有所妥协。11月25、26日，孙中山在神户与头山满长谈。后者问：“您所说的废除旧条约，是否可以解释为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具体说来是包括收回旅顺、大连的意思呢？”并且明确表示：“即使将来中国国情有了大的变化，再不必担心受任何其他国家侵害的情况下，我国的大多数国民也不能例外地就轻易答应立即归还（满蒙）的要求。”对此孙中山声言，只希望日本带头帮助中国实现关税独立和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而没有考虑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我所说的是废除一般的旧条约，没有考虑收回旅顺、大连。香港、澳门也是这样。……旅顺、大连问题，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扩大其势力的话，就会出问题；但像现在这样维持原有势力的话，还不致于发生问题。”[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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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考虑，固然基于现实的可能，但也的确容易令人误会孙中山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交易，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尤其是像“二十一条”这样臭名昭著的条约，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有些暧昧。12月1日，在门司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提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那几种条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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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回答是：“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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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进而明确问道：“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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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答称：“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的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79]又表示：“予第一目的，在欲废除十三国对华之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国成真正大一统之国家。则治外法权及关税各节问题，均可一一解决。而所谓二十一条问题，此际日人宜反省之。”[80]作为整顿内政的前提废约，如果都要等列强自我反省和改良，势必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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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孙中山并非对日本朝野的禀性毫无认识。12月20日，他在天津寓所病榻上接见负责联络冯玉祥并决心赴日的马伯援，嘱咐道：“你一定要去日本，可注意日本外交，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吾人未得政权……日本是帮助段祺瑞的。”并要其尽量办好对日外交。[81]可以说，孙中山心知肚明日本朝野绝不肯放弃列强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权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多少也有些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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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胡汉民撰文论述《“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五条就是“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之所以特别揭出，是因为中日两国国际问题犹未解决。“日本所筹以对待中国者，其全体之意思不可具晓，而以吾人所知，则有二派：其一曰侵掠主义，二曰吸收主义。第一派主之者无几人，其政策亦过于武断，且贻外交之憎忌，无势力也，故二派中以吸收派为占优势。然曰吸收，则显非平等相交之道，以支那四百兆之大民族，其间岂无自觉者？睹此主义之不诚，必以其不愿下人者，而深怀猜忌，如是两国国民将不可合。盖凡国交际，智取术驭，不可长也。中国人士对待日本者，亦向分排日、亲日两派。排日非大势所宜，我之不能排日，犹日之不能排我；而亲日者徒企人之我保，而无实力以盾其后，亦非吾人所取也。吾人所谓两国国民的结合，则为两方之交谊，为中国者，讲求实力，以保其对等之资格，使交际间自无所屈辱；而日本亦当泯厥雄心，推诚相与。盖非如我国亲日者之言，而日本吸收派之论，亦无所用之耳。”[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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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世界，早已不是往昔的格局，但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仍然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政府和国民。中日两国如果不能找到互利共赢的生存之道，东亚的繁荣乃至世界和平，都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是作为理想家的孙中山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主张，其实只是具有常人常态所不及的前瞻性，所以百年之后大都一一付诸现实的根本所在。跳出历史的枝节局限，把握人类社会前行的基本趋向，可以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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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部分取材于桑兵主持、孙宏云编撰的《孙中山史事编年：1924年9月—1925年3月》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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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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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文字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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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第1—22页；《孙先生在大阪欢迎会上演说词》，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5日，第一张第一版，“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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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安井三吉《孫文“大亜洲主義”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近代》第64期，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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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详见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安井三吉《講演“大亜洲主義”について：孫文と神戸》，1924年，《近代》第61期，1985年3月；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年版；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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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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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戴季陶：《孙中山与台湾》，《台湾先锋》创刊号，192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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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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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1981年版，第569—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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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7—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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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113—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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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 册，第570—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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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哀思录》初篇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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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3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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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九二四年七至十二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年版，第948、957页；近藤秀树编，陈鹏仁译：《宫崎滔天书信与年谱：辛亥革命之友的一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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