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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九二四年七至十二月份》，第1033—1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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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大正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芳泽公使致币原外务大臣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第501—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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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使团对孙中山来京之疑虑》，《时报》1924年12月12日，第一张第二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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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第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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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外人对中山北来无意识之恐慌》，《京报》1924年12月4日，第二版，“内政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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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东报之孙中山入京观》，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8日，第四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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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孙中山入京及其欢迎之理由》，《顺天时报》1924年12月7日，第二版，“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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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0日，第一张第三页，“特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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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宫崎滔天等撰，陈鹏仁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第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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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第 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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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卢师谛之中山态度谈》，《北京日报》1924年12月18日，第三版，“紧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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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藤井昇三：《孙中山与“满蒙”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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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辑：《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877—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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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中山来京后将游欧美》，《京报》1924年12月5日，第三版，“内政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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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1页；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台北，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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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民报》第3期，19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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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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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外多种势力互相角逐。政治中心南迁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构相继离去，北平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对于社会各界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因而各方均重视争取和利用学人，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左右政局。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尤其想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七七”事变前知识界的对日态度及其分歧变化，且多取材于《独立评论》、《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的公开文字。[1]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学人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逐渐增多，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北平文教界暗中的组织联络及其在抗战爆发后的延续活动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只是相对于事实本身与资料留存，还有许多层面未经揭示。以朱家骅档案为基本，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可以进一步探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的势力，以图实现其整体的战略目标及政治目的。同时也可以透视中国学人在国家民族大义、党派政见分歧与学术自由独立之间平衡取舍的态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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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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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移都南京，有着多重考虑，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避开日本对华北的巨大压力，争取缓冲的空间，建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政治格局，以应对内部割据纷争、外部强敌压境的严峻局势。但是这样一来，在政治和军事上，南京政府对华北无法实施有效的直接控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国民党急于扭转五四以来不破不立的革命倾向与崇尚个性自由的风气，回归稳定的传统，以利于政权的稳固与思想的控制，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平学术文化界的追求发生尖锐对立。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以及思想钳制政策，一直遭到北平文教界学人的坚韧抵制，而南京政府或明或暗地扶植中央大学以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进而影响全国风气的做法，更引起政见各异的北方学人的强烈不满。[3]因此，尽管国民党与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北平文教界新派师生的渊源不浅，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甚至时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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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华北局势，日趋复杂。日本企图策划北方数省脱离中央政府，成立特殊局面，以便逐渐进行侵略。其时河北一带由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驻防，一切地方行政，概归宋氏主持，对日折冲，亦由宋氏就地应付。国民政府鉴于国力未充，实行安内攘外政策，对北方情形，暂时隐忍，不肯加强政治压力，只能从教育文化方面，培植舆论，以为将来抵抗强敌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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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电告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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