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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机关:(一)北京高校仍为掩护办公及集合同志机关。(二)乡村小学为乡教中轴及同志避难机关。(三)驻沪联络处仍由王佩斋主持。(四)天津新设交通站。(五)小学中轴现已树立,中学中轴正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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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辅助救济:(一)资助同志及外围同志数人赴渝。(二)馈贻在渝同志及外围忠贞同志家属子女。[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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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间推算,北平方面撰写工作报告时,6月9日朱家骅托天津转达的电报或许尚未收到,而6月7日直接致电北平的电报则应当收到,依常理,即使来不及重写或改写,至少可以有所补充。至于6月3日的电报,不仅应当收到,而且完全有时间作出回应。可是沈兼士的工作报告对于朱家骅特别叮嘱的创办文史杂志一事,却似乎茫然无知,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总之,朱家骅没有得到殷殷期盼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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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渝双方沟通不畅的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30日,北平方面终于正面回复,沈兼士等人的来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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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志及普通刊物,均须经敌伪注册,始克发行。刻正觅取路线,一候获得认许,即行拟具预算及计划,电请核夺。兹为充实人才,促进会务,拟增李霁野君,化名朱耀祖,为本会委员。李君专攻文学,曾充津女师院英文系主任,现为辅大教授,此次参加本会,拟出任以出版之计划及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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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看过来电,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他立即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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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速筹办。现上海有何柏丞兄主办之《学林》,此间则有《文史》半月刊,下月起由顾颉刚兄接办,渝沪平三地有此有利刊物互相密切联系,提倡民族复兴,阐扬本党主义,转移文风,纠正青年思想,以立建国之基础,关系国家民族之前途殊钜。[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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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7月2日复电北平,希望能于最短期内实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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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北平文教协会拟就《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办法》。[59]按照这一办法,沦陷区忠贞之文教学者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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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既富有国家民族意识,崇信中央政府,且已参加本党或同情本党者,一类是虽富有国家民族意识,而对于本党与异党持骑墙态度,或对本党持怀疑观念者。前项学者已由华北文协取得联系,参加工作,或正在设法联系,后项学者则因须保持文协机密,拟不请其参加文协工作,而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之,由增加其与中央之关系逐渐劝变其思想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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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志社由纯正学者主持,国民党“应派一与学术界接近之忠实同志参加社中,巧妙运用学术思想之探讨研究,逐渐使与文史有关之学者信仰本党主义,成为本党忠实同志”。同时聘请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为该社特约编辑,以北平文协总会为介引联转机构。文史杂志社对所聘特约编辑可由北平文协转达意示,所有应聘特约编辑,如对文史有所贡献,可由北平文协设法转来。特约编辑为无给职,如对学术或抗建工作确有贡献,而生活确极困苦者,可酌予不定期救济金,由北平文协转送。文史杂志托商务印书馆每期寄往平津分馆代售,并电令平津文协于书到时购买若干份,分送各大学及图书馆,“以广传布而暗系人心”。拟聘为特约编辑的有原俄文法专校校长王之相,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王桐龄等。不过,从目前的相关资料看,该杂志可能并未实际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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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北平形势日见险恶。先是英千里被人告密,遭日方逮捕,囚禁三个月,后来据说又有人在敌伪报纸上发表消息,宣称听闻沈兼士将办一国学刊物,李霁野将办一新文学刊物,收登社会上家居不出的人士的稿件,稿酬甚丰,经费据云系有固定来源。此举等于是变相向敌伪告密。[60]1942年4月初,北平方面沈兼士突然来电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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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环境日恶,敌方传将不利于弟,马君被逮后,已虞牵累,加之辅大经费告竭,敌伪乘虚侵入,将成事实。弟唯有先机出走。现拟协同文协总干事苏民赴渝,面陈一切,并报告各项工作及将来计划。[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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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对此感到有些意外,复电表示:“北方电讯阻绝已有数月,日内甫通。兄来渝甚好。辅大经费中央决可补助,在美捐款亦当设法使转渝寄平。敌伪借此企图侵入,仍希设法力拒为盼。”言辞之间,显然很不情愿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沦陷区组织联络系统。“兄来渝甚好”一句,原来底稿为“自无不可”,后来大概觉得不宜太过阻拦,才有所松动。即使如此,通观全电,不甘就此放弃的难以割舍之情还是溢于言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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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朱家骅再电沈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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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大款事已电宋、胡两兄代收汇渝转平,中央补助款可即汇发。北方工作因电台及其他关系窒碍丛生,又来电仅收到十之一二,致莫明实况,使各同志增加困难。顷平津同志到此者日多,真像已明,决彻底整顿,由部另设电台,布置交通网,妥觅汇兑路线,务实工作得以加强,诸同志亦可安心服务。过去工作技术不够,危险至多,此后必须避免横的联系,化整为零,分别负责。文教会及刊物应独立活动,仍由兄全权办理,密作党部外围,与其他单位绝对隔绝,已嘱徐敬仁兄切实遵照。渠即将启程,五月底可到平。兄如不能继续安居时,宜及时离开。[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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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重庆方面的体谅,加之工作方式有所改进,在极其困难危险的条件下,沈兼士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2年12月16日,在被列入黑名单、敌宪即将实施抓捕的情况下,沈兼士才微服离平,潜往后方。是月30日,日军宪兵果然实施逮捕,沈兼士幸免于难。此后,华北文教协会其他成员继续坚持活动。据说最盛时会员达数百人,并以辅仁大学校友会为联系,在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立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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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1日、21日,北平的日本宪兵大举搜捕抗日组织人员,华北文教协会负责人及成员英千里、张怀、董洗凡、葛信益、叶德禄、赵光贤、孙硕人、孙金铭、欧阳湘、左宗纶等数十人先后被捕入狱。[64]遭此重创,华北文教协会遂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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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北平古都文教界活动的成败得失,除了客观条件的局限,主观立意与具体做法均不无可议之处。面对外来强敌,国民党的民族大义仍然坚持以中央统一和本党主义为基准,至少难辞狭隘之责。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之下,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工作的用力不免常常偏离轨道。对外如此,内部亦然。国民党内派系众多,尽管当事人公开否认,实际上不仅存在,而且盘根错节,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决策与执行。本出同源的朱家骅与二陈,轮流执掌组织部和教育部,各有人脉,互相拆台,北平尤为双方争夺的重点,暗地的角力从战前一直持续到战后。[65]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沦陷区设有不少秘密机关,可惜彼此不能配合,反而相互掣肘,平津两地的党部,即一直无法协调,加上敌后工作者缺乏必要的训练,组织、联络等方面屡屡不能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使得华北文教协会险象环生,迭陷危境,并最终失败,令沈兼士等人的长期努力付诸东流。滞留北平的文教界人士失去主心骨,迫于生活和时势,不免动摇依附。战后国民政府在处分北平伪文教机构及其人员时采取强硬政策,固然义正词严,追根溯源,自身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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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依然保持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人士对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北平的政治局势,试图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先后通过顾颉刚、沈兼士等著名学者,以创办刊物、组织秘密团体等形式,宣扬该党主义,灌输民族意识,转移学术和社会风气,以争取学人和青年,使之拥护中央政府和国民党,防止敌伪威胁利诱,避免左倾。大敌当前,不能集中精力,一致对外,加上内部各种派系和组织系统之间的相互矛盾,且不能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致使北平学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的努力不能充分生效,最终反而加剧了文教界人士与国民政府的疏离乃至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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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邵铭锽《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1932—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6月;李盈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6月;李云汉《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徐复观等:《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387—415页;杨奎松《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第70—91页;蒋永敬《胡适与汪精卫对中日问题之讨论》、《胡适的和战论》,均载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韩国]车雄焕《战前平津地区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反应之研究:1931—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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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页。本章的资料收集,得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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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浜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启发不可。”1933年6月(?)傅斯年致丁文江,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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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此为综合整理的文字,保留相关函电多通。此节凡未注明者,均出自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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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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