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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邵铭锽《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1932—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6月；李盈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6月；李云汉《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徐复观等：《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387—415页；杨奎松《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第70—91页；蒋永敬《胡适与汪精卫对中日问题之讨论》、《胡适的和战论》，均载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韩国］车雄焕《战前平津地区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反应之研究：1931—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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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页。本章的资料收集，得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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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浜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启发不可。”1933年6月（？）傅斯年致丁文江，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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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此为综合整理的文字，保留相关函电多通。此节凡未注明者，均出自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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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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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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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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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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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37年1月3日傅斯年致函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昨日下午五时到京……我这次到北平，想不惹得人疑神疑鬼，其实还是上次往保定之故事，一人做一人的主意，是临时高兴，既不是有何等使命，尤不作侦探也。”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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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39年1月7日通俗读物编刊社致朱家骅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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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山根幸夫：《近代日中関係の研究—対華文化事業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年，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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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32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蔡元培等〔抄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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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45年8月17日傅斯年致蒋介石函。关于胡适的态度及表现，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的记述有所不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03—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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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37年4月20日傅斯年致王重民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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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法本义弘：《東亜文化協議会設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攷》，东京，国民社1943年版，第229—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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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法本义弘：《東亜文化協議会設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攷》，第247—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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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朱家骅档案301—01—06—202《文教协会卷》。英千里，原档多处又作（或改为）蔡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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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葛信益：《沈兼士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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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抄1939年9月17日吴世仁篠电。朱家华档案文教协会卷。另参《华北文化教育协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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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0年1月27日郭若泉致叶楚伧朱家骅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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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40年1月25、26日乔翔远致朱家骅有电、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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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40年1月31日朱家骅致乔翔远电。韩季通即沈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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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940年1月10日、11日秉禾致朱家骅。秉禾为沈兼士化名，于主教为于斌（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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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40年2月11日乔翔远致朱家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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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40年3月8日章毓庵致朱家骅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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