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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存在各种复杂因素和潜在可能，确有许多变数。遗憾的是，尽管双方不乏良好愿望之人，也做过切实努力，却未能避免战争的灾难，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日本一方，包括曾经帮助过中国新政的人，更有责任检讨其言行。作者长期研究东亚同文会，对于这个组织及其成员的宗旨与活动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也许最能体现中日学术界的意见分歧。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以大陆浪人为骨干的该会成员，大都扮演了帝国主义侵略尖兵的角色；一些日本学者则认为，该会确有不少人怀有帮助中国的真诚愿望，在两国的摩擦冲突中，处于极端苦恼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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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者未能完全回答东京大学平野健太郎教授的评论，即动机与效果的问题。当时来华的日本人，包括东亚同文会员、教习与顾问等，或者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利益，或者以解放者的姿态颐指气使，希望按照日本的需求改造中国。当这种愿望不能满足时，许多人便转而支持日本政府或军部的侵略政策，而美其名曰帮助解放或代为革命，甚至一些曾经批评过大陆政策的人士也不能幸免，更不用说那些从一开始就以侵华为目的的间谍和野心家（如该书专门论及的川岛浪速）。直至今日，大和民族的这种国民性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负罪感的淡薄，大有重演历史之势，不能不令人担忧今后的发展趋势。上天捉弄人，将中日两国安排得如此利害相关，满世界恐怕只有欧洲的德、法关系略为近似。如果在相对和平中找不到协调之道，相互依存性越大，冲突的厄运就越难避免。这大概也是“黄金十年”留下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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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并且是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作者也一再批评以往研究的英雄史观，指陈新政知识革命的真正英雄是众多的无名之辈。而人是有感情的，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正是理解历史的关键。在“黄金十年”概念的阐释中，作者恰恰忽略了人的因素的复杂性，把目光较多地停留在倡行新政的官绅身上，以他们的态度作为中国人对日本及其援华言行抱有好感的依据。的确，在这个时期，各种类型的中国人都对日本的成就与战绩表示过赞赏、欣羡和钦佩，如孙中山。梁启超甚至自称原来对日本只有感激之意，全无戒备之心，直到反袁护国，才感到日本名为援华实则侵华的可怕可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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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流亡政治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公开言论，究竟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想法，还须具体地仔细分析。此外，更有许多始终对日本保持高度警觉之士，特别是留日学生当中，怀有反日情绪者不乏其人，戴季陶即为突出一例。直到民初，他还指责拥袁与拥革两派日本人都旨在大乱中国，以图趁机取利。[2]学习了解日本，可谓之知日，不可谓之亲日。对于他们，“黄金十年”的概念是否显得过于浪漫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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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作者虽然指责此前研究者用后来观念反观历史，似乎同样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以战后中日两国发展的差距揣度历史。其实，不讲综合国力，就学生的都市生活指标而言，当时日本尚在中国之下，赴日留学所需的全部费用，连同旅费在内，比到京师、上海、广州等地上学还要便宜。所以清末留学生能够雇下女，逛花街，不时光顾东京有名的菜馆红叶馆和精养轩。据包天笑回忆，民初他作为新闻代表团成员访日，对日本火车上的设备之简陋十分惊讶，认为远不如中国，其优势只在日本自办。[3]在物质文明震撼人心的今天，留学生在无可奈何之下尚且难以滋生亲日感，何况当初？那时的留日学生，视留学生涯为个人黄金时代者，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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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国门的中国人是从传媒和来华日本人的实际表现中建立其日本形象的。到1912年，中国的日本侨民达到14万余人，超过各国在华侨民的总和。其中政府聘用的教习和顾问只占少数。他们的普遍表现，很难为黄金十年说增光添彩。戴季陶归国后，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日本侨民“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便用日语相骂。[4]蒋维乔也指责来华任教的小谷长尾不应将中国民众与政府等同视之，一概抹杀。[5]日俄战争日军获胜后，一些来华的日本教习举行庆贺，强迫中国学生共饮同欢，并殴打予以拒绝的学生，激起罢课退学风潮。[6]与欧美人士相比，日本人的同类言行更容易招来恶感。其中虽不免夹杂天朝上国鄙视岛国夷民的传统遗风，但主要还是日方的宣传与行为间反差太大。太平洋战争中，东南亚各国民众发现以“解放者”名义进驻的日本人比白人殖民者更加残酷，其感觉大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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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无论黄金十年怎样断限，这一时期日本的侵略势头不断加强，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以及日本夺取中国利权（如安奉铁路）的行径，已经逐渐激起了反日乃至抵制日货的浪潮。甲午战后中国人不仅要学习日本，更要阻遏日本的侵略，或者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抗与战胜。戴季陶等人一再指出，日本必然推行侵华大陆政策，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强敌。他们的预言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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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与“二十一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相比，新政时期的确相对平静，双方在这种平静中得到了一些发展的机会和利益。但是，割断前后联系，不讲来龙去脉，只是凸现一定时期和谐的因素，所定概念及解释难免出现曲笔。后来的中日冲突，正是从清末的相对平静中发展出来的。中方未能获得维持平衡、抵抗侵略的实力，日方则积聚起打破平衡、进占中国乃至妄图称霸东亚与世界的野心。黄金十年说，可能与东亚同文会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吻合。可是，从该会成员后来的言行中，很少能够证明前此对华态度的虔诚，除非相信所谓恨铁不成钢的自欺欺人之谈。在今天，日本的许多援助善举仍然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如期反应，这从日本的立场看觉得委屈，难以理解，但日方不应当认真反省个中原因吗？顺着东亚同文会类型的日本人的思维逻辑，来理解近代日本及中日关系，无论有心或无意，都很难令人信服。受前后联系的影响容易产生偏差，完全割断联系也会曲解历史，矫枉过正虽情有可宥，却不足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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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政革命”，由于作者使用了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定义，涉及农业、商业、经济、知识、科学、技术、政治、社会、性别各方面，很难与以往仅适用于改变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的概念相比照。值得探讨的是两个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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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一，在各种革命中，对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是否政治革命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像作者所论述的，在知识（包括思想、文化及媒介）与制度（包括组织、机构与制度）领域的革命，使中国社会的结构状态前后截然不同，与政治革命相比，究竟谁的作用更为重要？新政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是否如作者所断定的那样巨大，尚须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全书基本未涉及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信奉唯物史观的读者看来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暴力流血的政治革命的历史作用，在主张不断革命的时代一定程度上被夸大，恐怕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而且，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是否不亚于改变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也许历史研究本来就不应当纠缠于抽象争论轻重主次，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异常复杂，揭示与表述这种复杂性，才是史学的使命。否则，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规则，任何简单化的概括都难免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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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二，新政革命的功绩是否仅仅归之于清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或者说，新政革命的成就是否全由他们一手造成？作者在分析思想文化等方面时，曾经注意到这一点，将翻译及其所导致的思维表述变化，归功于众多的无名之辈。但他总体上却又将清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看作新政革命的英雄。其实，清政府推行新政，一是顺应时代潮流，二是不得已而为之。戊戌政变后，所谓后党欲尽废新法，遭到实力派督抚的抵制和士绅的反抗。人们更把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大劫视为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当时中国的各种革新势力聚集于长江流域，联合民间武装，准备建立议会政府，实行全面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通过各枢臣疆吏传导上去，成为恢复新政的重要动力。从教育改革到立宪政治，清政府一步步被推着走，在许多情况下显得并不情愿。时间已到20世纪，走近被全社会抛弃的临界点的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它继续一成不变或只是稍加粉饰。作为社会领导的政府，不能说没有站在最顽固立场上坚决反对改革，就算发挥了应有的功能作用，甚至可以居功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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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朝野内外各种势力的推动，包括革命党和保皇派政治宣传与活动的外部压力，很难设想清政府会心甘情愿地进行改革，至少改革的进程不会以已经发生过的状态展开。例如清末报律的制定与实施，不仅立法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在依据参照何种报律以及具体条文上不同派别反复争执，民间势力不断以言论施压，颁布实行后，在如何注册、审查、判案等实际运作和如何修订法律问题上，仍须经过冲突斗争。否则，当权者往往试图以新法之名，行旧律之实，或是条文革新而操作仍旧，换汤不换药。[7]而参与新政的许多趋新人士，未必是清政府的真心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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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各省督抚中主张改革的实力派，新政的实际进程也往往超出其预想。张之洞是对新政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他与刘坤一共同提出江楚会奏，成为新政复行的重要契机，又长期位居主持革新的要津。但他对于新政知识革命的重要内容，即借用明治维新后新汉语来表达新思维一事，始终深恶痛绝，早在1904年初便奏请禁止学生使用新名词，并对接触到的使用者白眼相加。[8]此外，他对于女子教育也一直态度消极甚至公然反对。新政知识革命的许多成就，与其说出于主持者的推动，不如说是与之斗争的结果。对此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报馆，就长期在非法状态下顽强生长，并取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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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自身的需要，清政府不乏革新愿望，却不愿承受随之而来的权益流失，更不会牺牲一己私利去切实推行。除练兵、警政等项外，清政府对趋新事业的投资极为有限，教育、传媒等项发展，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在这些领域，非官方成分均占三分之二以上，连革命党也积极参与。[9]更无须引证预备立宪最后产生皇族内阁怪胎的事实。可以说，否定新政，并不始于民国以后政局的变化，而是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使自己失去了社会成员中最后的支持者，令人感到新政立宪不过是其试图挽救灭亡命运玩弄的一场骗局。经历幻灭的大梦初醒者不是革命党，而是曾经真心相信和拥护政府革新的立宪派士绅，乃至希望通过新政宪政改善统治状况的各级政府官员，那么，还有谁会记得这种政府的功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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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社会发展与协调的中枢，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无力掌握量度、驾驭社会、与国民离心离德的政府，都不免自食其果，无论它有过多么辉煌的成就。这绝不是否认作者提出新政革命概念的价值，只是想说明，将新政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无疑又抹杀了其他力量的作用，而夸大了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仍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倾向，与作者批评的观点相比，没有认识方法的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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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能够熟练使用英、日、中三种文字，这使之对该课题的研究比较得心应手。平心而论，受民族情感、文化传统、语言工具甚至经济条件的制约，一般中国学者研究这类课题颇有难度。本书开列的20页征引书目，可见作者见闻之广与用力之深。看不到或看不懂这些成果资料，根本不可能发现问题，形成概念。或许因为自己也做过于不可能处探寻可能的事，不能不十分佩服作者那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力排众议，坚韧不拔，终于结出硕果。不过，用高标准检验，尚有可以进一步斟酌改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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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作者的研究顺序，是先发现黄金十年，进而探讨新政革命，然后将二者相扭合，在逻辑上给人以互为因果之感。即为了证明黄金十年的意义而突出新政革命，又为了说明新政革命的价值而强调黄金十年。这样一来，忽略了许多相关因素，把人为设定的概念当作依据与目的，论述起来不免主观色彩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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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涉及的领域较宽，包括清末新政与中日关系两大部分，其中又各含许多分支，每一方面均有不少研究成果。作者大量吸收了既有成果，但对原始资料的发掘似有所不足。这样，一方面不能鉴别修订前人著述的错漏（如首批留日警务生东渡是在1901年而非1902年），另一方面则难以发现新问题和新视角。从史料中读出来的历史，与著述中描述的历史往往不同，填补其间距常常需要学人通过科学研究对自身的历史认识进一步深化。该书第二部分尤其缺乏创意和深度，主要是综合前人的成果（略有进展的是将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欧美的新成果作了综合分析）。而这一部分长达90页，几乎占全书正文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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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中国留日学生、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以及翻译与新词汇方面的著述虽然不少，比照史料，有待发明之处尚多。例如留学生在日本的普遍生活与学习状况、归国后的走向与实际影响、日本教习与顾问的表现及背景趋向、各类新名词进入中国的具体过程与途径等，均须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深入研究。近代留日学生归国后的就职状况，至少在教育、军事、政府机构等方面保存有相当详细的名册或统计资料。可惜研究者大都只是个案引证与推论，很难全面准确地反映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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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由日本引进的新名词，本来大都是明治维新时日本从中国借用，并非正宗舶来品，顶多算是出口转内销。日本的语言学界，对明治时期新汉语的移植形成有极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几有令人毋庸置喙之感。近年来国内有人自诩为新发现，撰文者有之，鼓吹者有之。在学问超越国界、遵循共同规范的今天，恐成笑柄。不过，这些新名词本是传教士等来华西人翻译所用，并不为中国人广泛接受和传播，不得不经过日本示范，再重新进口。这也表明思想文化的变革，必须有社会基础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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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习顾问的作用，作者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日方记录和清朝的官方文书，不一定全面反映实情。如聘用日本教习较多的三江（两江）师范，据1911年江苏谘议局的调查报告，内幕也十分黑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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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最明显的疏漏，当属未能对游历作专门论述。游历是指晚清出洋考察的官绅，早期多赴欧美，人数有限，以官居多。新政时期转向日本，从中央到各省的各级各类部门，从官僚到士绅，从官派到自费，人数至少以千计，考察的范围也由军事工艺扩大到教育、政治、法律、警政、实业、商务、传媒等各方面。就新政而言，留学生的重要性或不及游历（一些短期速成生与游历相差无几），至多只是平分秋色。因为新政明确以日本为楷模，从上到下又急于全面铺开，只能照着日本的葫芦画瓢。各种趋新事业举办之际，有关当局往往派专人赴日，调查收集对应机构的章程、形制、创办程序、操作规则等资料，经比较取舍后，模仿实行。民间绅商报人，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也纷纷东渡取经，以俾兴学办报经商。为了适应需求，有人还专门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的书籍，详细记载历程步骤，供游历官绅参考，便于安排行止日程。有人则以游历为名，暗中从事阴险的政治使命，如刘学询奉旨赴日交涉交康（有为）除康事宜，就是以考察商务为掩护。他们在东渡前后，常常于报刊登载奏折报告，传媒也刊登有关消息，报导其行踪目的。考察期间，他们还详细撰写游记，记载行程内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获之物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见闻感想，其中一部分被印制成书，一些则仅为稿本。研究这些奏报游记，并追踪游历官绅归国后在有关事业中的影响作为，可以加深理解这一时期中日交流的情形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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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前辈学者实藤惠秀最早注意到这一课题，先后收集了二百余种游记。可惜他未能完成研究工作便离开人世，所收集的游记连同大量藏书捐给了东京日比谷的都立图书馆，成为实藤文库的一部分。近年来，中日学者开始注意这些已成文物的图书的价值，并在日本和中国大陆各图书馆着手调查未收入文库的游记，据说又查到百余种。任达教授显然也接触到有关资料，他在书中分别提到姚锡光与《劝学篇》的出台，凌福彭与直隶新监狱制的建立，董康、王守恂、麦秩岩与各种专法的编制，以及达寿与立宪的关系等，但是未能将游历作为同类型人事加以合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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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只重视中国留学生，近年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瞩目，而游历则始终未得到足够的关注。[11]其原因如同作者对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被忽视背景的分析，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较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有收集整理的积累。此问题对于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至关重要，作为专书，缺漏此章节，确属美中不足。根本原因，还在于直接检讨史料不够，目光被前人的研究所局限。另一与该书无直接关系而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极有意思的课题，是为数不多而影响不小的日本来华留学生。以我的孤陋寡闻，尚未见专门论著，连附带提及也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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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上述问题，作者似已有所意识。他一再声明此书仅为初步，呼吁进一步广泛深入地研究有关课题。以上近乎挑剔的评介，旨在表明个人对于严肃学术成果的尊重，并希望引起更多后来者的兴趣，在学术而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展开讨论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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