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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的作者群包含各类人物，其中固然有落水的文化汉奸，也不乏在复杂环境中艰难挣扎的文人学士，探究文史，既是兴致所在，又可以缓解心灵的压抑，寄托无尽的愁怀。字里行间，透露出各种信息。近年来关于华北沦陷区的问题逐渐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日渐增多，如果不能予以重视，很难掌握发言权，更不要说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问题，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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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注《中和》，主要在前一层面，至于后者，还须参照其他各种类型的资料，才能体会把握。就刊物而言，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仅仅阅读《中和》当然远远不够。近年已被重印的《青鹤》之外，战前战时乃至战后与之相关的《逸经》、《宇宙风》、《联合旬刊》、《大风》、《古今》、《天地》、《越风》、《子曰》、《朔风》、《艺文杂志》、《文史》、《雅言》等同类或相近的杂志，以及各种报纸的相关专刊，都有广泛阅读的必要。而这些报刊因为天灾人祸和用纸质量的先天不足（近代机器纸远不如古籍保存时间长，战时纸张品质尤其恶劣）等缘故，缺漏毁损日益严重，各图书馆逐步列入限制借阅的名单。若不及时设法，即使存世，收藏单位束之高阁，研究者也只能望洋兴叹。当务之急，是有计划地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出版，以解决保存与研究的两难，并使得晚近历史研究的资料边际逐渐清晰起来，将研究的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至于一般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也绝不仅仅是为了钩沉猎奇。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当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与睿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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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7—808，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57—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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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日之外交界》，《民权报》1912年6月5—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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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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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耳闻眼见》，《天铎报》191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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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鹪居日记》癸卯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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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贵阳师范学堂日本教习殴辱学生事件》，《新民丛报》第61号，190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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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王学珍《清末报律研究》，中山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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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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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3章第1节；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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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苏谘议局调查两江师范学堂报告》，《教育杂志》第3年第3期，191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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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此后留日中国学人在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利用实藤文库所收集的官绅游历的日本游记和档案报刊等文献，总体概述的有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年版），分门别类则有汪琬的《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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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石川祯浩撰、黄自进译：《狭间直树先生》，《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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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从创始时期的“支那学”起，就被外界称为京都学派。对此，京都的学人不以为然。揣度其意，一方面不以派分自囿，一方面则期许世界性的学问高峰。中国历史上治学虽有分派的说法，却不以派分的学问为高明，以为难免门户之见。晚近受西洋影响，好以派分的眼光考察学术史的脉络，也颇受争议。京都学人力求与中国学界沟通，对此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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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中等社会”发端问题相关史事的系统梳理和详细探讨，参见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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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旬报》第35、36期，1901年1月15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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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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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下通行的专家眼光而论，在下肯定不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门家。只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无论哪一个专门领域，外国的影响以及中外的关联，都很难完全绕过。借用傅斯年的分法，如果说古代史还有较少与外国拖泥带水的全汉时段或方面，那么，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基本上都是非与外国纠缠不清的半汉。而在数以百计的外国当中，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两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不了解日本、日本人以及中日关系，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就很难完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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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与牵连广泛，尽管学问的兴趣相当多，还是有不少方面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硕士研究生阶段，我最初的学位论文选题便是留日学生。这是当时颇为新颖热门的话题，原来的基础不大好，而关注的学人日渐多，因为有材料，有话说，况且又与辛亥时期研究的主线革命党渊源很深，自然成为扩展研究的直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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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虽然留日学生的研究逐渐引起关注，毕竟基础薄弱。尤其是材料的掌握和运用，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显得相当贫乏。之所以最初选择以留日学生为题，是因为入学之初，渴望求知，恨不得将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读完，在想方设法浏览各种文献书籍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晚清报刊，发现其中许多前人很少利用，或是即使有所涉猎征引，仍有相当多的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这批报刊主要是1927年顾颉刚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到江浙购书的成果，据称，所购清季民初的期刊共有40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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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代，藏书家买书着重于版本，学问家则首先看重内容。由藏书楼转型为图书馆，收藏标准尚未制定，顾颉刚为此专门写了长篇购书计划书，实际上等于是为图书馆拟定准则。顾颉刚的学问欲极强，视野宽广，又有材料一律平等、高下分别唯在运用的独到眼光，所拟购的书籍文献包罗万象，分类清楚，还特别注意到可以作为近代中国研究史料的杂志和报纸。其购买的品种数量虽然不能覆盖全体，可是主体的部分已经基本包括。这在全国各馆当中，至少是位于前列的。顾颉刚的计划书及其拟定的分类等准则，对图书馆的发展影响甚大。成立并不算早的上海图书馆，虽然有原来几家图书机构的老底，若非按照计划书的眼界路径充实扩展，也很难有现在的规模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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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得先机，仅以近代报刊论，从近30年来集众编辑出版的各种目录和期刊介绍书看，中大图书馆所藏近代期刊，有不少甚至超越其上，有的为各种目录失收，有的则多于目录或相关介绍提示的期卷。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不少出自清季军机大臣王文韶家，除了顾颉刚提到的几种之外，还包括留日学生的各种期刊。关于近代报刊作为史料的价值及注意事项，已经专文详述，对此今日学界仍然有所争议。相比之下，顾颉刚当年的见识和行事，的确难能可贵。否则，不知有多少重要史料会湮没无闻，令来者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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