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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因为出使之事曾轰动一时，所以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就应当砸开它的大门！当时除了斯当东和巴罗的两份官方报告外，还发表过四份汇报。卫兵霍姆斯的日记十分天真。大使跟班安德逊的日记则被有倾向性的记者孔博“整理”过。亚历山大是两位随团画家——如同当今的摄影师——之一，他的日记同他的水彩画一样富有色彩。最后是赫脱南的日记，他是德国人，大使的见习侍童的家庭教师，遣使会在北京的传教士拉弥额特神父在谈到他时写道：“不全是他发明的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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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出版了两本纪行。一本为“天文学家”丁维提所著，他被“中国人的幼稚轻信”惊呆了。第二本是马戛尔尼勋爵亲自写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1908年海伦·罗宾斯意外地发现了手稿后出版的；1962年由克莱默—平教授出版了经过精心校勘的另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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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懒重印这些著作中的某一部是否就够了呢？这些著作互相补充，互相修正。我继续寻觅，发现了从未出版过，甚至也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如见习侍童的日记：小托马斯·斯当东出发时年仅十一岁，他天真地记载了父亲和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掩饰的事情；他的学生作业当场揭露了成人叙述中的不准确之处。还有1817年他作为副手的第二个使团——即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的纪行。最后是他的回忆录，在1856年出版。又如指挥舰队的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手记。“印度斯坦”号船长马金托什写的航行日记，那是一位厉害的生意人，在远东的商业航行中久经考验。还有使团秘书，马戛尔尼的表兄弟温德的日记。随团医师吉兰博士的科学笔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与伦敦的“先生们”之间的书信。马戛尔尼与内政大臣、波特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敦达斯之间的书信。这样，我们就有差不多15位经历过英国使团访华的种种曲折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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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不能将英国人的看法与其他西方人的看法加以比较吗？有一个瑞士人：夏尔·德·贡斯当，以及4个法国人，他们是：安特卡斯托骑士，他在1787年被路易十六派往广州；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此人在广州居住了相当长时间，1799年对斯当东的纪行作出了反应；1784年至1799年在广州负有使命的吉涅骑士；法国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皮隆，他目睹了马戛尔尼途经澳门的情况。5个见证人中的后两位就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别扭关系撰写了带有实质内容的报告，这些报告保存在法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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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传教士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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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生活在北京和澳门的传教士——法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葡萄牙的——对使团的活动十分关注。著名的耶稣会神父钱德明生前写的最后一批信件涉及英国使华的事。耶稣会的档案中有数十封信，如果耶稣会没有在1773年被取缔的话，本来也会在《耶稣会士书简集》里发表的。天主教遣使会的档案同外国传教团的档案里也保存着这类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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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我有幸同葡萄牙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戴西拉主教过往甚密。他年幼时便去中国，在有关葡萄牙历任总督与天主教传教会的资料堆里度过了漫长的一生。1966年时，他在葡萄牙老城领导的圣·约瑟神学院里有一百多位欧洲教士和中国学生……文化革命动乱一开始，所有人都逃往香港。他忧愁地对我说：“如同一群麻雀。唉！寻求殉道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又只剩下了戴西拉神父和年纪最老的几个教士。他剩下要做的事就是致力发表《澳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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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说法，马戛尔尼的使命既是为了让中国开放通商，也是为了侦察一下澳门的情况。“英国人本性妒忌。小小的葡萄牙在澳门扎根已有250年了：英国人必须得到另一个澳门，否则就要夺走我们的澳门。马戛尔尼详细地记录了葡萄牙的防卫情况。传教士们没有为这种伎俩所欺骗！同中国一起总是可以融洽相处。而同英国人则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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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荒谬啊！在革命战争与帝国的历次战争中，葡萄牙是英国的盟友。然而，它在中国的传教士却强烈地反对英国人——这些“傲慢的异教徒”。戴西拉主教只是把试图阻挡马戛尔尼出使的葡萄牙神父的争吵老调重弹而已。相反，当时法国和联合王国处于战争状态，北京的法国神父却在竭力帮助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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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西拉神父一面让我看他的研究成果，一面模仿马戛尔尼见乾隆时的情况：“他倨傲地屈起一条腿，就这样。这对皇帝是种侮辱！葡萄牙教士整天叩头，即便人家不要求他们也叩！处于马戛尔尼的地位，我会不止叩一个头，而是十个，一百个头！这样才能有所进展！要是两个自大的家伙——马戛尔尼和80年前的铎罗红衣主教——没有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话，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可以日趋密切的。铎罗红衣主教不但不去平息中国礼仪之争——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反而由于他愚蠢地毫不让步，使传教士在两个世纪内所作的努力毁于一旦。”戴西拉主教还夸张地模仿了教皇特使自命不凡的态度。他长长的胡须同他的袍子一样白，并同样被汗水所浸透，因为愤怒而微微颤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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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1.2万页：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于只出一本则令人十分遗憾。于是，我便着手以叙事作品的形式将这些见证归纳综合。《英国人的看法》与《传教士的观点》至少将摘录发表在两本附带的集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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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中国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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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缺少中国人的见解。在1928年至1929年间，中国档案馆编了一份印数有限的简报。《掌故丛编》里面确实发表了若干有关这个使团的诏书，以前只是从英国的资料中才能读到这些文件。但是，我认为天朝的官僚政权不可能不就这个史无前例的使团频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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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要求北京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帮助。他曾经校对过《法国病》的中译本(5)，他答应指导他的一名学生在内廷档案中去寻找有关英国使团的朝廷书信和官员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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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即1981、1984、1986、1987和1988年，我对使团途经之处作了分段旅行：澳门，舟山群岛和宁波港，北直隶湾，天津，北京，在鞑靼地区直到热河（承德），从北京到广州的内陆旅行，途经苏州和杭州，再回到澳门。我有幸由侯仁之教授伴同作了热河之行，他是北京大学发掘清朝文物的专家。他熟知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曾经居住过的，或者是他们在北京、京郊或去鞑靼的路上可能见到的幸存的或已不复存在的建筑。在热河，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来确定“避暑山庄”中使团下榻处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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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在我的第七次旅行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我——一件对研究人员来说再高兴不过的事。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朱雍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挑选堆积在紫禁城地下室里的文件。他收集的数量有420页之多，均用天朝官员的简洁语言工整地抄成。我就一头扎进这批珍贵的材料中去了。用墨写在许多卷宣纸上的一部分是朝廷文书——皇帝的亲笔诏书，或是以他的名义由总理大臣或五位大学士之一签署的谕旨；还有职位最高的官员直接写给皇帝的奏折。所有这些规格统一的文件都像手风琴似的折着。批注均为朱红色：这是皇帝亲笔写的批示，他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批阅这些文书。纸张看来完好如新。简直可以说这些原件是在头天写的——并用熨斗熨去了皱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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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文书原件的缩微胶卷复制版交给我时就像一位教士给我圣体一样小心翼翼，并向我指出从未有人收集到如此数量的宫内文书。“您优先得到这些文书的复制本表明，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的开放政策已扩展到档案领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部门：它们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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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没有先例的天朝文书即将公诸于世。人们在本书中会见到若干有意义的片段。例如读者将会惊奇地发现“彩虹勇士”号事件在两个世纪前已经预先发生；您将了解到英国人曾向中国建议军事结盟反对法国。这些书信敲响了危险来临的警钟。我们看到庞大的组织开始制造抗体以便驱除敢于进入它内部的外来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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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8年进行了第八次旅行，这次又是双喜临门：收到了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的全部宫内文书；尤其是发现朱雍根据1978年历史性的抉择重新看待历史，他的论文对乾隆的政策作了非常严厉的评价——闭关自守及拒绝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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