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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几个世纪过后，欧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借来了指南针，并依靠它出海远航，发现各大洲。另外一点也很奇怪，那就是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曾远航至非洲海岸的中国人，就在欧洲人靠着他们发明的指南针来到远东时，他们却不曾再离开自己的海域了。为什么航海业经过宋、元和明初的盛世之后到了清朝便变得衰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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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人看指南针与欧洲人刚好相反。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的看法就很说明问题：“我听说欧洲人硬说指南针的磁针是朝北的。我们最早发明指南针的祖先说磁针是朝南的。我越想越坚信我们的祖先处处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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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守旧派和现代派之间的无休止争论中，皇帝明确地表了态：“今天只是退化了的过去。”虽然皇帝是来自北方的满人，他的论据却是始料不及的：“在北方，一切活动在凋萎，在衰亡。吸引磁针的力量怎么可能来自北方呢？”的确，所有的宫殿、寺庙及紫禁城全都是朝南的。“力量、精气和繁荣都在南方”。今天，人们在作南北对比时，看法则相反了：南方不幸，北方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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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始终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有指南针，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但“居然能进行像驶往巴达维亚那样的危险航行”。另外，海难经常发生：“光在广州港二个口岸，每年海上遇难人数达1万至1.2万人。”每当一艘中国船准备启航去国外时，“人们认为它很可能会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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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思考的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船只至今已有250年，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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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中医“十二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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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伦斯”号有一人因为吃水果吃得太多而腹泻。在那年代，病魔与死神不断降临到海船上。因此，稍有“拉稀”，人们都要认真对待。当时，“克拉伦斯”号上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只得向一名中国医生求救。“他神色庄严地抓住病人的左臂，对病情和病因不提任何问题。先是用四个指头，然后用三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后只用一个指头号脉，并不断变换位置；他的手推前推后，好像在弹钢琴似的。他双眼注视地下，一言不发，似乎脉搏的跳动会显示出病的性质。他说，病的起因是胃（根据症状，这无疑是胃的毛病。上船前就应该有人告诉他病人的症状）。然后，他开了一副由病人自我调理的药方，病很快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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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教养的怀疑态度预示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医生对中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除了西医这种科学和合理的医学外，世上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治病救人了。中国人的“十二脉”，他们的草药与针灸都是“江湖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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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航行不靠领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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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总兵上双桅横帆船作回访。桅杆的高度以及爬在桅杆上收帆的水手都使总兵感到诧异。“中国水手干活时都不离开甲板”。“克拉伦斯”号带上中国领航员后便出发，和“狮子”号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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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克拉伦斯”号和英国船队终于会合。两名中国领航员，一名安排在“狮子”号，另一名安排在“印度斯坦”号。斯当东自豪地说：“英国船队已到达欧洲航海家曾到达过的最远海岸。在没有航海地图的情况下，英国船队需要跨过十个纬度，只有那些沿海居民才了解的海洋：即介于中国、鞑靼和朝鲜之间的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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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启航。中国领航员从看不见他们所熟悉的海岸线时起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欧洲领航员一上船就俨然以主人的姿态发号施令起来，而这两位中国人一见到这种新的场面似乎惊呆了。”他们是否还认为中国位于世界中心，而周围的海洋则通向乌有呢？英国人毫不犹豫地驶往深海，“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让两艘双桅横帆船作先导。”测航仪器比领航员要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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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两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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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双方的交错见证突出了双重文化差距。英船航速之快，且又是在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这使朝廷大为吃惊。一位中国官员在报告里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英国船能有如此水平。但是，正当英国船队驶往天津时，清廷驿传奇迹般地向北京报告英国船队的航行情况。中国驿夫骑着驿马从陆路奔驰。下一站的驿夫一听见前站驿夫到达的马铃声便立即跳上马，接过邮件。中国邮政超过英国邮政，就如英国船队超过中国船队一样。中国航海业停滞不前已有3个世纪。从16世纪起，英国选择了海洋，而中国则选择了陆地。它们在各自选择的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任何他国所没有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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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不发展航海技术的原因，斯当东客气地指出：“需要是发明的最大动力。希腊人虽然以他们的众多发现而令人赞赏，但他们从来都不会确定一艘船在海上的位置，因为地中海上布满了无数的小岛。中国人具有同样的优越条件。欧洲人只是从他们必须作远洋航行时起才开始完善他们的航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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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可说明许多问题，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感到这种“需要”呢？尤其是为什么中国人缺少促使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呢？西方人的开拓精神并不来自于需要，而纯粹来自于一种探索新天地的求知激情，来自于一种不断进取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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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浓雾弥漫，站在船首不见船尾”。这片海域对西方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探险者的习惯是对发现的陆地加以命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也不例外。他在航海地图上标上了新的地名：马戛尔尼角，高厄角，斯当东岛。幸亏中国人什么也没听说。否则，他们对这些象征性占领中华帝国海岸的“贡使”会怎么想呢？今天，由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情况恰好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使馆区”取名为“反帝路”，苏联使馆所在的那条街取名为“反修路”。天津的维多利亚大街改名为“解放路”。出租车司机已把维多利亚岛叫做“香港”。为一件东西命名，就是要让它为自己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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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英国人得意地把中国的地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中国人则在准备把他们控制起来。由中堂和珅发出的朝廷谕旨通知直隶总督梁肯堂说：“查英吉利国贡船于五月十三日（即公历6月20日）经过澳门，二十七日即抵浙江定海。自属风色顺利，行走妥速。其行抵天津后，因贡船笨重，天津内洋水浅不能进口。必须另换驳船方能收泊内洋。前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贡物甚多，辗转起拔，不无尚需时日。臣现又恭录谕旨，行知天津道等随同盐政徵瑞俟该贡使抵津后妥为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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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肯堂回奏说：“英吉利国贡物甚多，臣已饬令所属设法征租所有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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