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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忘却了普洛斯彼罗对公主所提出的清醒警告：“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像那自以为终于抵达中国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么兴高采烈。他开创了一次出色的航行。“我的兵士被带到岸上。他们个个喜形于色。王和乔走来邀请我们出席一个宴会。由于我感到疲乏，所以婉言谢绝了，并又向上游航行了一海里，一直开到那艘供我使用的游艇(2)才停下。这艘游艇将载我开往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游艇宽敞、整洁、舒适。在那里我又见到王与乔，他们是来欢迎我的。”马戛尔尼以为使团的每个成员都会受到同样的接待：“使团的其他所有绅士似乎都受到了同样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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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说得早了点。“天文学家”丁维提的回忆可不太美好了。他只能在船上的一条长凳上过夜。他感到非常不适，所以“跑到甲板上，靠在一捆绳缆上试图睡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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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帝王中国还是在人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贵宾”都受到体贴入微的照料。与此相反，其他的人就只得承受粗俗简单的接待。中国社会过去是，至今仍然是等级森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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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设施齐备，独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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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团在大沽逗留了3天。所有的礼品、行李和人员都必须撤离原来乘坐的大帆船，改乘能续航至通州的小船。这就需要37条小船，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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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成员有一百多名中国官员随行。英国人高兴地发现他们将要坐好几天小船去北京，特别是还要坐这些小船从北京返回。现在他们坐船进入中国错综复杂又非常广阔的内河航运网。亚当·斯密对此赞不绝口：“在中国，多种多样的内河航运手段使搬运工作大大减轻，而且还降低了制成品的价格。”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那么称赞“中国模式”，是因为英国人正是在18世纪70年代才通过运河把各个工业基地联系起来，填补了与中国近千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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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们对舒适的标准，这些游艇比起以前见到的简陋的帆船要好得多。英国绅士们在船里有6个舱室，另外还有两个作厨房用，一个作饭厅用。“挂在窗上的透明丝质窗帘随风飘扬。”木船漆的是“黄漆，无论从光泽还是从细腻程度看，这种漆的质量都远远超过欧洲的各种油漆”。但赫脱南悄悄地指出一点遗憾之处：“船上一切都很方便，唯独缺少我们欧洲人认为最主要的设施。”这个缺陷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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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名高级官员过来告诉马戛尔尼说，受皇帝派遣来迎接他的直隶总督刚刚从离京100英里外的保定来到。8月6日那天早晨8点，特使、乔治爵士、小托马斯和翻译“李子先生”坐上轿子。这种轿子是“竹子做的，上面铺着缎子。每顶轿子由四个壮汉抬着，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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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威严从容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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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队骑兵的护卫下来到海神庙。“那是高官显宦公务旅行时下榻的行宫”，总督就在这里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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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庙的栅栏前有几座饰有小旗的帐篷。好几队士兵，手持军刀；一些骑兵背着弓箭，但都不带火器。总督在庙门前友好地迎接4名客人，他请他们进入一间很大的客厅。很快，这间大厅就挤满了总督的随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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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是喝茶，“问我们身体如何”，“皇上对我们的到来十分满意，并希望尽早与我们见面”……大家终于开始谈论正事了：“We now entered upon the business”(3)马戛尔尼的急切心情十分明显。但不先说些空洞无益的恭维话，正事就没法谈。直到今天，这种习俗仍使许许多多西方商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的日程很紧，有时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才签上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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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告诉总督，由于使团人多，所带礼品体积又很大，所以我们在北京需要宽敞的住处。”总督这时告诉英使说，皇帝想在热河，即他的“避暑山庄”会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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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顿觉手足无措，一切都变得复杂化了。如果去热河，就必须把一大批礼品留在北京，因为从陆路这么远途运输，礼品必然受损。但他只能强调表示他希望“使团将受到应有的礼遇”并在“相当宽敞的住所下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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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谁通知马戛尔尼必须去热河的呢？真的像徵瑞的奏折所说的那样，是7月31日王和乔在“狮子”号上通知马戛尔尼的吗？还是像马戛尔尼在日记里说的是梁肯堂在海神庙里通知他的呢？是谁在编造呢？难道是徵瑞想隐瞒乔和王没有向马戛尔尼转达本应由他亲自转达的口信这一事实吗？还是马戛尔尼想让人相信，所有重要口信都只能是由中国最高级官员向他转达呢？但不管怎么说——档案是这么记载的——中国人早就决定夷人要到热河谒见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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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英使先向总督提出要求，希望生病的船员能够得到治疗，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能得到一张通行证以便去庙岛或舟山修船：“因为，时光迅逝，船队应尽快离开北直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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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热情洋溢地写道：“在整个会见期间，总督听取我们的请求时十分认真，同意我们的请求时也非常自然。他那泰然自如的神态实难用言语表达。他甚至还提出供应我们船队足够吃一年的食物。”这位英国勋爵在日记上只提了一笔：“我希望他送那么多食物并不意味着他希望我们尽快走。”可他不知道，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想长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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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怎么能对这位满脸慈祥，银须白发，两眼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老人有任何猜疑呢？梁肯堂的仕途是有代表性的：他生于1715年，1756年考中举人。先后担任知县、知州、按察使、湖南署理巡抚，最后在1791年担任直隶总督，便身加黄马褂、头戴花翎顶戴。今天，他和马戛尔尼相逢，他将继续官运亨通。他在八十多岁时参加为“一千名德高望重的老人”举办的盛宴。后来由于他年事太高，不能再从事繁忙的政务，便在85岁时改任河道总管这一名誉职务。这就是巴罗所说的文官典型，其“礼貌和尊严是欧洲最机敏的权臣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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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人给人印象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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