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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受束缚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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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英国人曾骑着十分健壮的马匹几次外出。这种马颇像豹似的，身上有不少斑点。一路上，这几个英国人像农学家似地观察农作物，他们对农村的富饶赞叹不已。秋收即将开始：谷子和玉米——玉米是16世纪从美洲引进的，这是少见的靠引进革新的实例。小麦用连枷拍打或靠马蹄踩踏脱粒，有时也用粗大的碌碡压场。簸箕和欧洲农民使用的簸箕十分相像，以致这些英国人认为：这证实了簸箕是中国人发明的。由于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西方农业在18世纪发生了革命。配有播种器的轻犁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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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看不见牲口：牲口都在牲口棚里饲养，人们喂以蚕豆和铡碎的稻草。中国缺少建牧场的土地。一路上也看不见村庄，只看见一些分散的、四周没有栅栏的茅屋。“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种安全感使英国人十分赞羡。那时，英国社会暴力事件很多——在城市里、大路上、乡下，暴力事件都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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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妻子被迫做家务，“喂牲口，养蚕，纺纱，织布，还要效仿上层社会妇女那样把脚裹得很小。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他们不允许妻子同桌吃饭：他们让妻子在一旁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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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俗在儒教家庭里始终存在，而在普通家庭，特别是在南方和台湾还一直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卢埃尔格(3)或科西嘉的农民对这种习俗就不会像这些英国人那么反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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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敬重老人和崇拜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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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完全陷入了理想化的状态：“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一些纯属道德性质的格言张贴在祠堂里。每个家庭总有人能向其他家庭成员宣读这些格言。”这些格言至今还有约束力。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怎么会发生那些包括后来年轻红卫兵暴行在内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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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和缓年轻人暴躁激动的性格”。敬重老年人的美德从未中断。钱德明神父讲乾隆在1785年把192个六世同堂的家庭请来北京，他们中有4名老人超过了100岁。“皇帝给所有人都送了精美礼品，并亲自为他们写诗志贺。”在毛的中国，这些古老的传统曾被共产党继承。大家聚集在家庭里——或街道的工作单位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警句。根据周恩来提出的一个原则，人们设法在各种委员会里实现“年龄三结合”——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相结合。随之就产生了相对应的“性格三结合”：冲动急躁、精力旺盛和温和稳重等等性格就像在原始社会里一样被恰如其分地混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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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人的敬重和对祖宗的崇拜都是最高原则。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宗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同一家族的成员之间从不中断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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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英国人的惊讶与钦佩现已成为今天西方人的惊讶与钦佩，因为在西方，减少到只有夫妇与孩子的小家庭已成为普遍情况。而在中国，每个父系家族成员都必须相互帮助。斯当东由此得出结论——说得早了一点：“甚至不需要有医院。”这是由家族保障的社会保险，国家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家族无力互助的情况下才赈济灾民。不过，我们似乎也可把乔治爵士的话倒过来说：正是由于国家缺少资金，因而家族不得不担当这一角色。今天也还如此，正因为集体无力给农民退休金，所以农民才那样激烈地反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如果没有儿子，将来谁给养老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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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结、尊重等级、力尽孝道、崇拜祖宗：直到今天，这些儒教道德始终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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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库帕斯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一书的代笔者，法语里俗称捉刀代笔的人为“黑鬼”，故有此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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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6年8月，我在通州找到了这座当时正在修缮的12层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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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卢埃尔格（le Rouergue），位于法国南部，相当于现在的阿韦龙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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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十八章 出现乌云（1793年8月16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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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马戛尔尼的精力都放在使团工作上。困难的迹象越来越多。首先，他又收到梁栋材神父的来信。信是8月16日发出的，信中含糊地提及在北京流传的各种消息：“我请求阁下不要忽视我愿效劳的建议。在这里办事情同在别处不同，在我们那儿有理、公正的事到了这儿就常常成了无理和恶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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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固执的教士的意图是什么呢？是要感谢英国对耶稣会提供了保护？是希望英国使团的成功能改善在华外国人的命运？是相信英国使团在设法促进传教活动？如果是这样，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次700人的远行未带一个Clergyman(1)就足以说明启蒙运动时代的特点了：对自己的国教不予置理，对“罗马”天主教则公开蔑视。这位神父不该如此天真，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信，其重要原因可能是在传教士的小圈子里斗争激烈。不管怎么说，害怕朝廷报复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那么鬼鬼祟祟。马戛尔尼8月17日收到的信并不比前两封信写得更明白；但信中的这些暗示使马戛尔尼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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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王告诉他车队准备在21日出发，穿越北京，直接去圆明园。到那里后会有一名欧洲传教士为他服务。王没有说这名传教士是哪国人。这个消息证实了梁栋材神父的警告，中国方面准备强加给马戛尔尼一名翻译，可能就是神父告诉他的那个名字叫索德超的葡萄牙人。无论在皇帝的中国还是人民中国，在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翻译人员并不是以对访问者最方便的方式，而是以对当地政府最恭维的方式进行翻译的。因此，任何中间人、合作者、仆人都得由当局亲自选派，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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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王和乔单独来拜访马戛尔尼：“鞑靼人”由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而不能和他们一起来。马戛尔尼猜测他得的是外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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