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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奢侈是死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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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安德逊从打情卖俏中吸引过来的是另一种根本不同的场面，即“排场豪华、引人注目”的葬礼。送葬队伍8个人一排，一共有64人。他们步履庄严、缓慢。他们用交叉的长竹竿抬一个担架，上面放着棺材。棺材上覆盖一块“饰有绣花和镶边的缎子棺罩”。一些乐师吹奏一首哀伤的乐曲。死者的亲友身穿白色衣服，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后。（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白色是服丧的颜色。）斯当东甚至说得更明白：“不过，礼仪要求的这种白色不能太明亮，因为穿丧服的人为了更加显得哀痛，不应对自己的装束过于讲究。”巴罗认为：“我们最漂亮的棺材如和一个富裕的中国人的棺材相比便会显得很寒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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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除了皇帝以外，只有死人有权显示其富有，因为死人不会引起皇帝的猜疑和不快。奢侈是死人的特权。巴罗强调指出：棺材业“雇用许多工人，并在中国生意兴隆”。英国使团访华50年后，古伯察神父写道：“有钱人总是在死之前就买好自己喜欢的棺材”，并把它放在自己家里。死之前把棺材放在家里，死之后仍把棺材留在家里。关于这一点，温德是这么写的：“在广州，我拜访了一个商人。他父亲的遗体抹了防腐香料后放进红木棺材(2)。他把棺材保存在家里。他为这棺材花了4000两银子。棺材在家里停放已有一年多了”——在等风水先生找到一块能使子孙兴旺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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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黄墙上的珍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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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写道，在北京，街道路面宽阔，而房屋低矮。这正好与欧洲道窄楼高的大城市相反。因此，北京的街道“通风、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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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的那条街事先已洒了水，免得尘土飞扬。街上横跨着几座类似凯旋门的木制牌楼。上面写有表示建筑物意义的金字：一位有丰功伟绩的大臣或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甚至一名守住贞节的寡妇。这些建筑物至今仍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特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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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爵士十分欣赏房屋“上面有栏杆围起来的大平台。平台上放着一些盆景花草。门前挂有角质或丝质的灯笼”。可巴罗却想念欧洲的圆屋顶和钟楼。整齐划一的街道，“排在一条直线上呈直角交叉”，朝街的一面没有窗户，而且屋子又矮又小。他觉得这像一座“巨大的营房”：“成千上万矮小呈弓形的房屋让人联想起一排排的帐篷。”如果是奥斯曼(4)或者美国建筑师，他们不会讨厌这几何形的建筑艺术，但一个从房屋建筑都是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城市来的人是会感到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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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这些旅行者还瞥见另一个北京：紫禁城。他们沿着紫禁城外的“黄墙”走。“人们这么称呼它，是因为城墙上面是用黄色琉璃瓦盖的。”英国人看得很清楚，但他们不会解释：这种突出城墙高度，并在冬宫(5)屋顶上像金子似闪耀的黄色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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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英国人从西门出北京。他们又在城外走了若干里路，终于在艰难的长途跋涉后到达位于海甸村附近的住地。不过，他们奉命呆在住处的走廊里，站着等已去谈判住宿问题的马戛尔尼归来。他们等了又等，慢慢变得不耐烦了。于是他们去找英使，发现他正因房子窄小而在和中国官员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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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英国人必须让步：大家实在太累了，没劲争论。天文学家因为精疲力尽便上床睡了。他在日记里只写了一句：“使团到达了旅行的目的地。”从朴次茅斯港上船算起已有11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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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桥与著名的通州八里桥（音译）相似，1860年，英法联军指挥库赞—蒙托邦就在那里挫败了皇帝的军队。否则，文中提及的就是八里桥——我倾向于这么看，因为在文中所指的路线上我没有找到其他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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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棺还套了一层槨——在一个缺少木材的国家里，这真是十分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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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成贤街至今还有一个高大的牌楼，位于国子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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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奥斯曼（1809—1891），法国政治家。他在1835年至1897年担任法国塞纳省长期间，负责使巴黎为之改观的宏大市政建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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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指紫禁城宫殿。现在西方人把颐和园叫做“夏宫”。——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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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二十章 在圆明园边上（179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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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住进他们的新住所——在圆明园边缘的一座“别墅”(1)，后来欧洲人把圆明园叫做“夏宫”。“别墅”本身建在一个巨大的花园里。园内有一些架有拱桥的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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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装饰有图画：斯当东很欣赏风景画，配景规则在画里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他不像天文学家那么严厉，在后者看来，这些风景画“说明对配景规则一无所知。远景的人物比近景的房子还大，而且脚离开地面”。不过，两人都一致认为中国人不懂阴影与倒影。乔治爵士补充说：“如果一个湖泊的四周有树和房子，画家就不画树和房子在湖水中的倒影。”啊！西方艺术家是多么为掌握了立体艺术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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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当东看来，光线的变幻、明暗对比、闪色等这些欧洲的发明标志西方的绝对优势。西方制订了“科学的规则”。同样，它又掌握了“艺术的规则”。这些英国人在中国画面前就像在“十二脉医学”面前一样有一种优越感。欧洲的艺术和科学已经完全成熟，而其他文明的艺术和科学尚处在初级阶段。而王致诚神父却承认，应该改信中国艺术才能懂得中国艺术：“我曾不得不忘却我已学的一切。”启蒙时代的英国人对不同于他们风格的另一种风格无法想象。因此，他们便归罪于中国画家的笨拙。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中国人是很手巧的。使团最好的画家亚历山大说：“他们非常精细地根据别人给他们的欧洲油画复制品临摹欧洲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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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两种文化互不相容的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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