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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23日，马戛尔尼被带到圆明园，后来自从西方人焚烧该园后，它被西方人称之为“夏宫”。不过，应称它为“秋冬春三季宫”，因为乾隆在夏季时去热河避暑。圆明园这个中国名称——马戛尔尼只用这个名称——很好地表达了皇帝对宫殿的想法：“最最光明的园林”，中国最好的园林。这座园林是乾隆的杰作——正像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的杰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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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对鲜花、绿树和喷泉交织成的美景十分欣赏。圆明园大得无边无际，园内数以百计的“漂亮的楼台亭阁”由穿越假山的通道和美妙的走廊相连接，但马戛尔尼只看到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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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园林由一些法国人在中国建造，这第一位英国使者在欣赏它时其眼神是多么感人！它后来被另一些英国人和另一些法国人焚毁，但这却使它变得永远像神话里一样奇妙！那座宫殿是典型的路易十四风格。它周围是一些地道的中国风格的楼台亭阁，点缀在巨大的花园里。这座仿造凡尔赛宫和申布伦府邸(3)的巨大建筑物可能使乾隆认为西方人再也没什么可带给他的了。因为他早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好主意。有哪个西方君主可夸口说他有一座中国式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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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英国人如果承认为圆明园陶醉的话，他们会觉得有失身份的：“宫殿外墙绘有许多龙和金色的花朵。从远处看，真令人眼花缭乱；但一走近，人们就发现工艺粗糙，镀金质量很差，于是原有的魅力便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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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马戛尔尼正式参观圆明园要等他从热河回来后才进行。由皇帝确定的日程是根本不能更改的：英使的拜访只局限于察看合适的地方来安放留在北京的那部分礼品。既然是送给皇帝的礼品，那就没有比放在大殿御座两旁更合适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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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建在花岗石的平台上，殿顶由两根柱子支撑，并饰有许多作为皇帝象征的五爪金龙——高官权臣只配有四爪的龙。大殿长50米、宽20米，灰色与白色大理石的地面上铺着地毯。大殿只有一面进光。御座是用红木雕刻的，面对窗户，御座下面有几级台阶。马戛尔尼发现御座的雕刻手法与英国的一样精细。御座上方有一横匾：上写正、大、光、明、福五个大字。御座两旁是呈扇形的巨大孔雀毛(4)。御座前是祭坛，上面放了一些茶或水果等供品，因为皇帝总是以肉体形式或以精神形式坐在御座上。塞戛伦(5)曾让皇帝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靠缺席所具有的惊人力量来统治的。由回廊相连的我的270座宫殿里都只有我偶尔留下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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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陪同官员（按照皇帝的旨意，他们一起）在8月25日的奏章中写道：“该贡使率领属下人等拆卸包裹，随赴正大光明殿丹墀下瞻仰殿宇，相顾肃容。询问中设宝座即向上免冠，举掌顶礼。奴才等察具情词，十分恭顺，并瞻仰殿宇辉煌，心钦壮丽。”徵瑞在这么一份奏章上签字可能会感到为难：奏章里并未提及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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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组乐曲，那些“黑头发的人”没有向皇帝汇报，因为他们听不懂。那么，这突然响起的乐声是什么曲子呢？原本沉醉于对建筑物的欣赏中的马戛尔尼被一种熟悉的乐曲声所吸引了：在大殿的一角，一座来自伦敦的座钟每小时奏出一段《乞丐歌剧》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宝座前，座钟不知疲倦地反复奏出的这些下流乐曲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无疑，不论是乾隆还是定期来修钟的耶稣会钟表匠对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景的滑稽可笑——private jok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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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戛尔尼说来，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圆明园。后来，阿美士德勋爵从这里被赶走。第三名进入圆明园的勋爵是额尔金，那是在1860年——不过，他当时是率兵来掠夺和焚烧圆明园的。圆明园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只剩下一堆废墟。它成了东西方之间三次接触的见证：首先是负责设计并指导建造这座园林的耶稣会教士；然后是来圆明园却又不理解中国的外交官员；最后是摧毁这座园林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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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塞罗（公元前106年至公元前43年），罗马最著名的拉丁语演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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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生，你说拉丁语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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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布斯堡家族的洛可可式夏季别墅，建于1711年，坐落在维也纳郊外的海齐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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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孔雀所起的神秘作用可与西方的凤凰相比，孔雀尾部的羽毛可长达两米，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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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塞戛伦（1878—1919），法国作家。他于1908年来华，到第一次大战前回国。著有若干有关中国的著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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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宜公开谈论的玩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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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二十二章 科技宫（1793年8月23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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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由陪同带领的游览过程中，并非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在游览结束时，钦差大臣又出现了——这使马戛尔尼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以为钦差大臣“突然又得宠了”。徵瑞是鞑靼人，他一定是利用在朝廷里的关系了，“这使我们的朋友王和乔不得不对他十分敬重；他们再也不敢想为我们说好话就为我们说好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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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是外交生活里一种传统现象的牺牲品。他把陪同者的地位想象得比实际高。中堂对王和乔的情况毫不了解……中国人也犯了一个相应的错误：“查英吉利国贡单内称”，一封8月6日的朝廷信件写道：“正贡使品级尊崇。据云此系国王之舅，又云国王之下，唯此人为最贵。”天朝把欧洲国家宫里对贵族的尊称“我亲爱的王舅、令人尊敬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了完全是字面上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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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方还是在英方，各种信息常常由于幻想、猜疑、隐瞒、沉默而被歪曲——双方互不理解。“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孔子的话有道理，那么1793年英中两国的事务是没有任何一点点成功希望的……蒙田(1)也知道误解的真正原因是“语言上的差异”。这种观点被第二天，即8月24日发生的事再次证明是正确的：斯当东又回到圆明园，陪他前往的有巴罗、丁维提、蒂博和珀蒂皮埃尔以及其他“工匠和技师”。斯当东是去组织大家安装所有不运往热河的礼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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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他去了圆明园，因为圆明园的中国人员正开始拆箱。中国人认为，这些贡品是给皇帝的，当时就已经属于皇帝了，而英国使团是靠这些贡品才获准登陆的。“李子先生”勇敢地对钦差大臣的这种理解表示反对，从而挑起了一场用词的争论：并不是贡使——贡品。如是贡品，那么东西一运到就成了皇上的了。而是送礼——礼品(2)。因此，送礼的人可自由确定送礼的时间。一个名称就足以改变这次使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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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的赌注比较小：由谁来负责这些精密仪器的安装？工部尚书金简“结束了这次论争，说送礼这个词是适宜的”。安装这些仪器毕竟是麻烦事：还不如待安装好了再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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