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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安装工作进展缓慢，这进一步激怒了皇帝。原先，当英国人声称在仪器安装好、展览完后必须原封不动地留在大殿里，皇帝本来就已经很生气。既然这些仪器在英国安装后又拆装，那么也应该可以在中国安装后再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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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认为——他的看法没错——英国人企图表明没他们不行。“此系该贡使欲见奇巧，故为矜大其词。”的确，无论徵瑞还是金简都不敢在他们明显不懂的这一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乾隆指责徵瑞任人摆布。“徵瑞只曾在浙江、天津任职，故天真幼稚。”因为“他未曾见过广州和澳门西洋人的钟表及其他机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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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早就爱好精密机械装置。从13世纪起，第一个蒙古皇帝忽必烈就曾厚礼款待过一个被他的骑兵在东欧俘获的法国金银匠，此人名叫纪尧姆·布歇。他之所以受到厚待，是因为他给皇帝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自动装置：一棵长满银叶、结满银果的大树，树下有能喷射马奶的4只银狮，树上有一个吹喇叭的安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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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从爱好自动装置变成了自动装置大师，但现在他感到玩腻了——而这个粗俗的徵瑞才刚开眼界。在乾隆统治期间，大批座钟、表和自鸣钟从广州进入中国。朝廷特别喜欢带人物的八音盒，皇帝拥有好几套，分别放在他的各个宫殿和行宫。宫廷的天文学家专门为皇帝对这些八音盒进行维修。乾隆对天体运行仪和钟表不加区别，谁会拆卸座钟谁就必然会装配天体运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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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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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国人遇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难题。整个社会和政治的制度都极力维护正确的名称。这些名称与字词的用法紧密相连，并被认为是事物本质的表达。天子作为有生命的神秘物，人们越接近它就越应该注意用字的准确性，每个人道德的修养就是要使自己一天比一天更符合儒家道德的确切叫法。这就是我们经院式唯名论的中国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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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99年法国首届“艺术品与工业品”展览会在巴黎举办。英国的做法说明当时这种想法正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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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从1601年利玛窦带来他那奇妙的座钟以后，中国朝廷的一些工匠已掌握了钟表和精密机械方面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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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二十三章 狼狈不堪的“学者”（1793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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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安国宁神父与包括北京主教在内的另外3名葡籍传教士非常郑重地赶来出席英国仪器表演。他们是奉皇帝之命来的，完后要向皇帝汇报。他们主持钦天监。他们在步利玛窦的后尘。刚好在200年前，即1593年，利玛窦知道依靠他的世界地图、刻度盘、地球仪和自鸣钟可以在天朝步步高升，并能最终加入中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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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钦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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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天监主要不研究“算术”(1)，而是研究天文学和星相学。它负责制订一份全国日历书：如果你想统治人的世界，你就必须与宇宙相协调。《邸钞》发表的这些历书为政府举办仪式和大事（如大型工程、出征），也为日常生活（如出门远行、结婚、建房奠基等）确定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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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人们还预测吉利和不吉利的日子，并广为流传，这些黄道吉日登载在民间历书里。在香港、台湾或在华侨集中之处，这种历书从未绝迹。现在人民中国也重新开始自由销售这种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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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说：“我无法确定那些自称为文人的人是否相信这些迷信，或者他们是否由于认为有必要鼓励迷信而一本正经地在开玩笑。用宗教信仰比用强制手段能更有效地统治老百姓。”古伯察神父是这样概括这一点的：“中国人喜欢笔的权威甚于刀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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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传教士们加入了这个体系。他们用自己的天文学来支持星相学，从而加强了中央帝国对星相学的信仰。不过，这种支持变得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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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天监”的成员原以为是来看一些八音盒的，“这些在广州称之为Singsongs的，用像烤肉用的旋转铁叉那么上弦的八音琴”。而现在他们看到的是天文仪器，可他们在天文学方面十分外行，英国人无法教会他们掌握天体运行仪的运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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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维提和巴罗对此不胜诧异，因为这些传教士兼天文学家在西方名气很大。第一位满族皇帝顺治在1644年登基时发现历书十分混乱，没有一本是正确的。巴罗发现有一件事很有趣，那就是1670年，一名中国天文学家因为说那年有13个月而被缢死(2)。耶稣会士们立即利用他们的优势。他们使满清朝廷相信，宫里的那些顾问在“对管理国家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领域”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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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说第一批耶稣会士是非常有学问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接替他们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真是没有能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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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巴黎子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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