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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说：“我无法确定那些自称为文人的人是否相信这些迷信，或者他们是否由于认为有必要鼓励迷信而一本正经地在开玩笑。用宗教信仰比用强制手段能更有效地统治老百姓。”古伯察神父是这样概括这一点的：“中国人喜欢笔的权威甚于刀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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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传教士们加入了这个体系。他们用自己的天文学来支持星相学，从而加强了中央帝国对星相学的信仰。不过，这种支持变得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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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天监”的成员原以为是来看一些八音盒的，“这些在广州称之为Singsongs的，用像烤肉用的旋转铁叉那么上弦的八音琴”。而现在他们看到的是天文仪器，可他们在天文学方面十分外行，英国人无法教会他们掌握天体运行仪的运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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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维提和巴罗对此不胜诧异，因为这些传教士兼天文学家在西方名气很大。第一位满族皇帝顺治在1644年登基时发现历书十分混乱，没有一本是正确的。巴罗发现有一件事很有趣，那就是1670年，一名中国天文学家因为说那年有13个月而被缢死(2)。耶稣会士们立即利用他们的优势。他们使满清朝廷相信，宫里的那些顾问在“对管理国家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领域”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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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说第一批耶稣会士是非常有学问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接替他们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真是没有能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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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巴黎子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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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天监成员退场。第二天，北京主教、葡萄牙神父汤士选悄悄地来请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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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家”是披着懂科学的外衣在中国生活的，但这种掩饰很不牢靠。前一天，他们完全现出了原形。主教向英国人承认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预测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与日落的时间，而朝廷上下却都以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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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们由于有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所以还能应付；因为他们知道两个首都之间的经度差，他们只要换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国革命断了他们的来源：他们收不到宝贵的历书了。现在这场骗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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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恋上了中国的传教士处于被驱逐出境的巨大危险之中；甚至有可能像他的许多教士兄弟那样因比这种诈骗还要轻的罪名而被砍了脑袋。1775年前后，这些耶稣会士在他们的教会解散后所写的信中流露出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这位高级神职人员的处境则更糟。丁维提同情这位狼狈不堪的“学者”，便送给他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线测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历书。这样，这位对天文学一窍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学家还有7年太平日子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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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书——时代的标志。正当内部分裂的法国向整个欧洲大陆开战的时候，英国替代了法国在中国的位置。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了巴黎子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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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中国文人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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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不断指责耶稣会士为了垄断，不把欧洲科学介绍给中国人。这种看法很容易混杂着对中国人的仇恨和对天主教的憎恨。尤其是巴罗，他想不到中国文人会抵制。在他看来，科学只能是西方的科学：不把科学与他人共享，就是对精神的犯罪。但他忽略了中国人骄傲的知识传统——以及他们对外国知识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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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受到朝廷的保护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由传教士同时传授的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在多数中国文人眼里从来就只是一些异端邪说。从16世纪起，一种传统主义的反应自始至终都保护中国传统科学不受“洋鬼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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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数学家梅文鼎问道：“难道由于引进夷人方法，我们就必须取消传统方法吗？”再说，西方人抄袭了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抄袭西方人呢？“在秦朝（公元前3世纪），人们把所有的书都焚烧了。有些书逃脱了被烧毁的厄运：那些已经流传到西方的书籍。西方人的知识应归功于未被焚烧的中国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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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座钟、望远镜、羽管键琴、武器等具有诱人的力量，但人们也同样觉得它们是一种威胁。于是，一种反对西方技术的深层运动就形成了。这不仅是因为尊严受到损害，也因为想要保卫受到威胁的本国属性。为此便有这种有趣但又可悲的贬词：“会报时的座钟？它们什么地方比我们的漏刻好？再说，座钟非常昂贵，而且还会坏！火炮？敌人还没打着，打炮的人就先被烧焦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无法接受！“谁不知道因为子夜时分北极星在中国天顶上闪烁所以中国位于世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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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中国文人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倾向：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防止西方的渗透，拒绝参阅除中国书籍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的著作。这种纯传统主义是以忠于中国价值观念为掩护的。而当他们不敢否认“科学”的优越性时，他们便回避问题的实质，自以为真理在握：“汉朝时没人会测算天体间的相互位置，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朝代经历长达4个世纪的繁荣。用不完美的天文学要比用夷人的天文学体面。”在文化革命期间，有人声称：“宁要社会主义火车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火车的准点。”中国人这种只靠自己的偏见犹如一条红线一直贯串到毛去世为止。“四人帮”——人数应该还要多一些——在10年里对从贝多芬到安东尼奥尼这些“资产阶级秩序”的同谋所带来的西方影响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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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几个世纪里，有一批文人设法把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发明结合起来，但他们始终是少数。乾隆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说明情况正相反。他后来就英国人送礼所写的这首诗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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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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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什么乾隆后来二次观看这些陈列的礼品呢？为什么在这8、9两个月期间他对这些礼品给予了超出礼仪的重视呢？为什么皇帝为马戛尔尼访华一事异乎寻常地写了那么多谕旨，似乎在那年它成为乾隆的头等大事呢？这里的真相具有两重性：公开蔑视，内心欣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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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嘲笑那些靠中国人的天真而发迹的“主张蒙昧主义的天主教徒”。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英国人确实是他们那个世纪的人，他们以为启蒙时期的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以此自命不凡。他们没有学会相对地看问题。他们低估了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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