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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乱哄哄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形式，它使斯当东说出了这种带有预感性的话：“这里和兵营相比同样安全，但也受同样多的约束。”怎么回事呢？“人们维护最严厉的秩序，因此犯罪极少。这里有一种和英国古代的十户联保制非常相似的制度：每十户中有一户要为九户邻居的行为作保。”在解决纠纷时，家族和同业公会在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代替政府裁决。至于对娼妓的监督，“妓女只被允许在市郊卖淫。她们必须登记注册。她们为数很少，因为京城单身汉和不住在家里的已婚男子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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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的叙述是理想化了的。无独有偶，1950年至1980年间的热情访问者同样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既完美又严酷的国家。就保甲制度而言，根据天主教遣使会士拉弥额特的说法，斯当东在这里讲的是许久以前的事。“孔子就曾对这种治安制度很早就被废除而感到遗憾。”负责陪同的中国官员一定是向使团宣传了一通——没有犯罪，没有腐化堕落——同时不让他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乞丐和娼妓。这种消了毒的气氛并未能阻止这些中国官员中的一个去“寻花问柳”，又因被“爱神踢了一脚”后回来。通过广州从西方进口来的汞丸也许可医治他的病。这种病就是所谓的“广州病(2)”，因为来自美洲的梅毒于1511年前后——发现新大陆还不到20年——通过广州港传到中国。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传到中国却花了比这长得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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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那些被绝对禁止携带女人的欧洲人说：“在广州，只要不怕花钱，不怕搞坏身体，想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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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不光是到妓女的手里，也到天朝官僚的手里。一位在广州住了十几年的见证人在广州见到马戛尔尼时说：“如果中国官员或兵士突然抓住你在（妓女）船里，他们会对你百般侮辱。只有在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敲了你一大笔钱之后才放你走。”安德逊吹嘘他曾在广州的一条船上“量过一个女子的脚”。但他是否知道他所冒的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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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维提嘲笑那些曾在欧洲非常吃香的作品：这些作品“把中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说如果两个赶骡的在一条窄道上相遇，他们就会相互施礼。像这样的事我们根本就没见过。他们的施礼形式就是相互拳打脚踢或互扔石头”。天文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宫廷的走廊里也免不了有人吵架。事实上，中国人在讲礼貌时非常礼貌，火上来时也非常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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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受到严密保护，使团没有见过光棍。这些地痞人数众多，成为农民起义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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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精神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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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击者看事物的角度并非都相同。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经常碰到朝廷礼仪问题。他们坚持不提使团所遇到的艰辛，他们珍惜英中关系的前途——也不忘他们自己的前途。总而言之，他们同传教士一样要考虑自己受到的束缚与限制。这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时用尽了歌颂赞美之词，从而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让中国往欧洲派传教士呢？丁维提和巴罗不受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受到的约束。由于经常来往于圆明园和北京之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观察普通老百姓。他们和安德逊或霍姆斯一样，但他们能像演配角的人那么超脱，所以他们的头脑要比前两人清醒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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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讲究用词和姿态的帝国；用赞美颂扬之词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同意进入中国体制，这就等于作一次精神叩头。斯当东常常作精神叩头。为了保住面子，这种精神叩头应该看做是逢场作戏。他的同伴则拒绝这样做：于是，他们看到了现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间的差别，甚至忘了对中国人说来，想象的中国也就是现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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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吹嘘：这些汇报是写给钦差大臣徵瑞和另外二名负责接待工作的工部官员的。只有他们才获准与皇帝直接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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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天，正是在广州，人们可看到许多广告吹嘘医治梅毒的有效疗法——这个地区由于比其他任何地区更受开放政策的影响，梅毒病似乎又突然流行开了（1988年夏季，在市场上所看到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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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二十六章 已变成中国人的欧洲人（1793年8月27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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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在北京住所接见了早就要求拜访的情报员：“传教士们穿的是当地衣服，讲的是中文。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本地人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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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梁栋材神父一直不露面，而另一名法国人却很快成了马戛尔尼的常客，他就是罗广祥神父。使团搬来后第二天他就来了。马戛尔尼写道：“他告诉我他获准为我们效劳，并且每天来听取我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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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松了一口气。索德超的令人不安的阴影消失了：他已经上路去热河了。克雷芒十四世(1)屈服于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压力，在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在华的耶稣会士便由遣使会士接替，而罗广祥神父就是这些遣使会士的头。他是1785年4月作为“数学家”来到中国的。和他同来的还有两名会友——一名“画家”和一名“钟表匠”。马戛尔尼十分赞赏这位脸色红润、肥胖、健谈的神父。他非常了解他已与之融为一体的中国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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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他姊姊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我领导一共有73人的传教会。每天我要讲4种语言：法语、拉丁语、汉语、满语。我要回许多信。我要讲授教理，听忏悔，做其他圣事，而且有时还要去拜访要人。”1795年见过罗广祥神父的荷兰大使蒂津是这么描述他的：“他本身就是健康的象征。中国衣裳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讲中文十分流畅，而且优美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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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祥神父为人随和，性格开朗。他“每天带一些他修道院出的小礼物：美味的法式面包、欧式甜食、白色无核甜葡萄。这葡萄树是从位于戈壁大沙漠边缘的耶稣会Chamo(2)葡萄园移来的”。罗广祥神父又说：“自从我们在北京发现了在葡萄汁里加一定量的糖可酿制高质量的葡萄酒这秘密后，我们不再为没有欧洲葡萄酒而发愁了。欧洲葡萄酒在中国出售，价格昂贵。”位于北京郊区栅栏(3)的传教士一直到1949年还自己酿造葡萄酒。罗广祥神父带来的面包和弥撒酒说明这些传教士不管多么像中国人，但这种中国化总不是十全十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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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也收到一封钱德明神父写来的“亲切的信”，里面还夹了一幅他的画像。钱德明是属于传奇式的神秘人物。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中国已生活了42年，经历了耶稣会的兴衰——获得过荣誉也受到过迫害。他是《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回忆录》和《耶稣会士书简集》的主要编者之一。他身体十分衰弱，不能走动。这个介于欧洲和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已是半截入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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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一种奇特的传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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