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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精神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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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击者看事物的角度并非都相同。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经常碰到朝廷礼仪问题。他们坚持不提使团所遇到的艰辛，他们珍惜英中关系的前途——也不忘他们自己的前途。总而言之，他们同传教士一样要考虑自己受到的束缚与限制。这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时用尽了歌颂赞美之词，从而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让中国往欧洲派传教士呢？丁维提和巴罗不受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受到的约束。由于经常来往于圆明园和北京之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观察普通老百姓。他们和安德逊或霍姆斯一样，但他们能像演配角的人那么超脱，所以他们的头脑要比前两人清醒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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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讲究用词和姿态的帝国；用赞美颂扬之词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同意进入中国体制，这就等于作一次精神叩头。斯当东常常作精神叩头。为了保住面子，这种精神叩头应该看做是逢场作戏。他的同伴则拒绝这样做：于是，他们看到了现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间的差别，甚至忘了对中国人说来，想象的中国也就是现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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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吹嘘：这些汇报是写给钦差大臣徵瑞和另外二名负责接待工作的工部官员的。只有他们才获准与皇帝直接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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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天，正是在广州，人们可看到许多广告吹嘘医治梅毒的有效疗法——这个地区由于比其他任何地区更受开放政策的影响，梅毒病似乎又突然流行开了（1988年夏季，在市场上所看到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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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二十六章 已变成中国人的欧洲人（1793年8月27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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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在北京住所接见了早就要求拜访的情报员：“传教士们穿的是当地衣服，讲的是中文。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本地人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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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梁栋材神父一直不露面，而另一名法国人却很快成了马戛尔尼的常客，他就是罗广祥神父。使团搬来后第二天他就来了。马戛尔尼写道：“他告诉我他获准为我们效劳，并且每天来听取我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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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松了一口气。索德超的令人不安的阴影消失了：他已经上路去热河了。克雷芒十四世(1)屈服于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压力，在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在华的耶稣会士便由遣使会士接替，而罗广祥神父就是这些遣使会士的头。他是1785年4月作为“数学家”来到中国的。和他同来的还有两名会友——一名“画家”和一名“钟表匠”。马戛尔尼十分赞赏这位脸色红润、肥胖、健谈的神父。他非常了解他已与之融为一体的中国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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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他姊姊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我领导一共有73人的传教会。每天我要讲4种语言：法语、拉丁语、汉语、满语。我要回许多信。我要讲授教理，听忏悔，做其他圣事，而且有时还要去拜访要人。”1795年见过罗广祥神父的荷兰大使蒂津是这么描述他的：“他本身就是健康的象征。中国衣裳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讲中文十分流畅，而且优美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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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祥神父为人随和，性格开朗。他“每天带一些他修道院出的小礼物：美味的法式面包、欧式甜食、白色无核甜葡萄。这葡萄树是从位于戈壁大沙漠边缘的耶稣会Chamo(2)葡萄园移来的”。罗广祥神父又说：“自从我们在北京发现了在葡萄汁里加一定量的糖可酿制高质量的葡萄酒这秘密后，我们不再为没有欧洲葡萄酒而发愁了。欧洲葡萄酒在中国出售，价格昂贵。”位于北京郊区栅栏(3)的传教士一直到1949年还自己酿造葡萄酒。罗广祥神父带来的面包和弥撒酒说明这些传教士不管多么像中国人，但这种中国化总不是十全十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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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也收到一封钱德明神父写来的“亲切的信”，里面还夹了一幅他的画像。钱德明是属于传奇式的神秘人物。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中国已生活了42年，经历了耶稣会的兴衰——获得过荣誉也受到过迫害。他是《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回忆录》和《耶稣会士书简集》的主要编者之一。他身体十分衰弱，不能走动。这个介于欧洲和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已是半截入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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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一种奇特的传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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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祥神父向马戛尔尼介绍了中国基督教的惊人状况。京城有5000名基督徒，全中国有15万名基督徒。平均2000中国人才有一人受过洗礼：这就是欧洲传教士拼命传教所取得的可怜成绩。为什么方济各—沙勿略(4)在广州附近死了241年，利玛窦到达澳门211年后信仰基督的弟子还那么少呢？梁栋材神父解释说：“在工艺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也许比别的民族更高明，但在宗教方面，他们则很愚蠢。在我们国家，一个7岁的孩子都会觉得他们的迷信是荒谬可笑的。但他们死抱住自己的偏见，夜郎自大，以致很少有人改信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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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祥神父承认吸收新教徒的惟一来源就是……弃婴：“每天一大早，政府派一辆马车到城郊转，见到哪儿有弃婴就捡起来，送到义冢。传教士常常把弃婴中看样子还能活下来的婴儿接回来抚养。其他的婴儿，不管已死的或是还活着的，都扔进坑里。罗广祥神父向我郑重保证，他的会友总是首先给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婴儿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话是用法语说的）。”这个新教徒流露出对这种“迷信”的奚落。神父在谈这些事时就像没有感觉到这是件可怕的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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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生的杀婴给最近3个世纪去过中国的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中央帝国在18世纪并不是丢弃不想要的婴儿的惟一国家。就在普普通通的1771年，巴黎的弃儿收容所共接收了7600个婴儿，其中一大部分由于缺奶和无人照料而死亡。1788年的一份陈情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新生婴儿丢弃在街上结果就让狗吃掉了。”在英国，《雾都孤儿》比马戛尔尼远征中国晚45年……不过，在中国，根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弃婴收容所，因此几乎所有弃婴都被扔进义冢里——或者送到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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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英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困惑。巴罗说：“大家那么颂扬中国人对父母孝顺，但既然他们毫无顾忌地杀害自己亲生的孩子，那他们实际上还能有什么孝心呢！”斯当东说：“习俗似乎告诉人们，初生的生命可以毫无顾忌地牺牲掉。”赫脱南说：“我们见过一些例子：在饥荒年代，一些穷人吃他们的孩子。”古伯察神父冷静地写道：“人们狠心杀死新生儿。生男孩是一种吉利，而生女孩则是一种祸害。”主要原因过去是，今天依然是：女孩一结婚就要做婆家的女仆，父母等于白养她20年；而男孩不仅永远和父母在一起，在他们年老时赡养他们，在他们去世后给他们上坟祭祀，而且还给家里增加一名女仆——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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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婴并不受到禁止：政府不管。在马戛尔尼那个时代，据统计中国有些地方男女孩的比例竟达到150比100！今天虽然从1949年以来已严禁杀婴，但杀婴现象并未根除。在人民共和国的某些村子里，男女孩的比例甚至可达到5比1，就算是中国的年轻妇女强烈地祈求天上织女给她们一个漂亮的男小孩，现在男女孩子人数的差别与自然比例相比仍然大得惊人。这种杀婴现象在遇到反人口膨胀的强硬措施时又死灰复燃。现在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命运安排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怎么不希望杀了女婴后生一个男孩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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