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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祥神父承认吸收新教徒的惟一来源就是……弃婴：“每天一大早，政府派一辆马车到城郊转，见到哪儿有弃婴就捡起来，送到义冢。传教士常常把弃婴中看样子还能活下来的婴儿接回来抚养。其他的婴儿，不管已死的或是还活着的，都扔进坑里。罗广祥神父向我郑重保证，他的会友总是首先给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婴儿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话是用法语说的）。”这个新教徒流露出对这种“迷信”的奚落。神父在谈这些事时就像没有感觉到这是件可怕的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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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生的杀婴给最近3个世纪去过中国的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中央帝国在18世纪并不是丢弃不想要的婴儿的惟一国家。就在普普通通的1771年，巴黎的弃儿收容所共接收了7600个婴儿，其中一大部分由于缺奶和无人照料而死亡。1788年的一份陈情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新生婴儿丢弃在街上结果就让狗吃掉了。”在英国，《雾都孤儿》比马戛尔尼远征中国晚45年……不过，在中国，根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弃婴收容所，因此几乎所有弃婴都被扔进义冢里——或者送到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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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英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困惑。巴罗说：“大家那么颂扬中国人对父母孝顺，但既然他们毫无顾忌地杀害自己亲生的孩子，那他们实际上还能有什么孝心呢！”斯当东说：“习俗似乎告诉人们，初生的生命可以毫无顾忌地牺牲掉。”赫脱南说：“我们见过一些例子：在饥荒年代，一些穷人吃他们的孩子。”古伯察神父冷静地写道：“人们狠心杀死新生儿。生男孩是一种吉利，而生女孩则是一种祸害。”主要原因过去是，今天依然是：女孩一结婚就要做婆家的女仆，父母等于白养她20年；而男孩不仅永远和父母在一起，在他们年老时赡养他们，在他们去世后给他们上坟祭祀，而且还给家里增加一名女仆——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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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婴并不受到禁止：政府不管。在马戛尔尼那个时代，据统计中国有些地方男女孩的比例竟达到150比100！今天虽然从1949年以来已严禁杀婴，但杀婴现象并未根除。在人民共和国的某些村子里，男女孩的比例甚至可达到5比1，就算是中国的年轻妇女强烈地祈求天上织女给她们一个漂亮的男小孩，现在男女孩子人数的差别与自然比例相比仍然大得惊人。这种杀婴现象在遇到反人口膨胀的强硬措施时又死灰复燃。现在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命运安排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怎么不希望杀了女婴后生一个男孩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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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为了上帝最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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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只有传教士从这种屠杀中抢救出一些生命来。中国基督教徒主要是收养来的，而不是改宗来的。因此，他们不太引起天朝政府的怀疑。教会既是他们的自然家庭，也是他们的宗教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热爱教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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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由乾隆下令对基督教进行的迫害已产生效果。马戛尔尼说：“由于现在传教士谨慎行事，中国人对改信宗教已不像过去那么敌视了。”但马戛尔尼没有理由高兴：乾隆的迫害令并不是官样文章。上一次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发生在1785年。不久又将再次迫害基督徒。在地方各省受到迫害的基督教只有在北京才被允许存在——朝廷需要传教士们的知识，而且慢慢也对他们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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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善良的神父只能向被父母抛弃的孤儿讲授教理，而他们自己难道不也被西方抛弃吗？罗广祥神父年复一年地盼望巴黎能给他寄些钱来，他现在已经费枯竭。在同年8月写给住在广州的原法王官员、现也被法国遗忘的吉尼骑士的信中，他简要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我在4月曾请您在专门负责财务的法国传教士到来之前负责照看我们在广州的事务。”后来，这名法国传教士一直就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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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如此艰难的传教士当然就不会引起朝廷的怀疑，但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放弃为上帝的最大荣耀而努力工作。罗广祥神父说：“只要靠上帝帮助，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对我的命运是满意的，因为我有理由相信上帝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不管是生还是死，我们都属于上帝。”这种对上帝的笃信使这些英国人感到困惑不解：“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些人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献身于一项艰巨的事业，即改变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人们的信仰。他们面临许许多多的危险。他们靠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赢得了某种保护。他们在一个排斥外国人，认为抛弃祖坟是一种罪行的国家里成功地摆脱了外国人的不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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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极端无知”的汤士选主教在各国神父的陪同下再次拜访马戛尔尼。随同来的神父都告诉马戛尔尼勋爵切不可信任汤士选主教：“葡萄牙人想了一套办法排斥其他国家在中国立足。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对我说，所有非葡籍传教士都是英国使团的真诚朋友，而葡萄牙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任何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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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没有用一种嘲讽的态度对待这些派别斗争，而是按照敦达斯和梁栋材神父的建议充分利用这些人为英国效劳的愿望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至少他向这些来访者了解到朝廷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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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雷芒十四世（1705—1774），意大利籍教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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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mo（Shamo）意思是“沙漠”。中亚的穆斯林不遵守禁酒的规定，仍然种植葡萄并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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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栅栏”位于现在车公庄大街，解放前是圣母会和文生修道院所在地。教士们开有“尚义”酒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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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曾在葡属印度和日本传教。1552年来我国，不久病死在广州附近的上川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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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1984年起，中国当局已注意到夫妇们的抵制态度，并作了一些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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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二十七章 一个受他人影响的君主（1793年8月28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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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祥神父向马戛尔尼提供朝廷内部的情况。皇帝共生20个儿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皇帝为人非常谨慎小心，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想立哪个儿子为继承人。”因为中央帝国没有长子继位制度，而是像罗马法规定的那样“确立继承人”。康熙统治60年，他在接班人问题上曾有过不幸的经历：他曾不得不废黜指定的接班人，让他死在牢里。康熙的儿子雍正了解这个失败的先例，便秘密地把他的继承人的名字放在一只封好的盒子里，并写在随身携带的一份文件上。这个名字就是乾隆。乾隆学他父亲的办法。不过，这种谨慎做法并无必要，因为乾隆在1796年85岁时宣布内禅，公开指定嘉庆继承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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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不准任何一个儿子插手国家事务”。他一个人统治国家。“他亲自批阅所有奏折。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马戛尔尼录下罗广祥神父的这段话时，却没料到“皇帝事必躬亲”这一点正在他本人率领的使团问题上得到证实。不过，皇帝是听取6名国家主要人物、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的。这6人原则上是平等的，但其中1人的实际地位比其他5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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