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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从官员和传教士口中了解一些情况，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的经历：“为担任这些职务，他们必须接受外科手术。这种手术在欧洲某些地方也做，它能使声音变好，但同时也使被施手术的人失去生育能力。为照看宫内的妇女，为了靠近她们的住房，必须先失去男性的一切标记。手术即便是给成人做也很复杂，既要成功，又不会危及生命。因为中国人不仅不懂解剖学，而且他们对此十分厌恶；加上中国对外科知之甚少，他们连放血都不会，所以施行这种手术更令人吃惊了。实际上他们不用铁器，而用涂上苛性溶液的结扎线。手术后几天，病人就能若无其事地外出。如果一个人想脱离平民身份去当太监，他立刻可以去宫内领一个差事，这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也就成了一名有身份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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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把这些太监称为“耳目”。这些“耳目”小心地把他们失去的身上的那些器官泡在酒精里，以便在他们死去时再放回到尸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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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至20世纪初，满、汉一直禁止通婚，这不是只针对皇族，而是对满人均是如此（就像妇女裹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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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们错了：乾隆遵守了他的诺言；他尊重60年统治这个神圣的数字，一天也没有超过他显赫的祖父康熙统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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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顿（约69—125年），拉丁历史学家，著有《十二位恺撒》，讲罗马皇帝的逸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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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四十二章 天气转阴（1793年9月19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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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活动结束，9月18日，王大人建议勋爵21日动身返回北京，以便赶在皇帝之前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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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还想给和珅送一份照会，提出种种要求：让马金托什舰长重返停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允许此船运载茶叶或其他货物；允许军官从事个人经商活动；希望安纳和拉弥尔特神父得到较好的安排。他本人则希望能自由地与广州联系。斯当东诉苦说：“使团无法与外界作最必要的联系。”对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外交官的首要特权就是通信自由不可侵犯，中国人对这点毫不在意。谁也不愿抄这份照会，只好让托马斯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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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怎么送走呢？马戛尔尼不能把这一使命托付给徵瑞。王和乔拒绝插手属于鞑靼人的事务。马戛尔尼在日记中用法文写道：“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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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把任务交给了李神父。托马斯是这样记载的：“20日，星期四，李先生带着由我用中文抄写的照会去阁老家。”这位使者躲过了警卫的监视，试图进入和珅府内。因为他穿着欧洲人的服装，结果被一群人截住，受到了责骂。他挣扎着闯出了一条路，受到和珅的一名秘书接见，后者答应把信件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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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徵瑞、王和乔大人带来了和珅的回信。他接受马戛尔尼的要求，但有一个问题除外。马金托什是随使团一起来的，应该与使团呆在一起。这也就是他寸步未让：经商的许可几个月前就下达了，只是英国人不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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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只“印度斯坦”号的船长马金托什除了是一位远洋舰长外，还是一位对英国扩张作出有力贡献的商业冒险家。他个人参与印度贸易。他坚持要去北京是希望获得一些价值连城的信息。至少，他要去舟山，试图在那里做买卖，免得白来一趟中国。中国人的看法则不同。首先，马金托什只是个“可鄙的商人”。再说他是随团来的，所以不应同使团分开行动。此外，不应该由于他的旅行而贻误船只起程。最后应避免他随身携带任何信件。四条理由中最后一条就足以不让他走了。奇怪的是徵瑞大声念完了和珅的答复后，不高兴地拒绝留下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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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想道：“我提的这些要求过分了吗？”和珅召见了所有的负责接待使团的官员；原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甚至还专门从监狱里提出了原广州海关监督。(1)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马戛尔尼不得不“预测最坏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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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白人的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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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一名叫詹姆士·科蒂的英国士兵违纪事件发现后，气氛变得更为忧郁。他从一名中国士兵那里搞到了一点他已喝上了瘾的烧酒。他无视马戛尔尼的诫令，就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对这名士兵的惩罚会让黑头发人高度评价英国人的纪律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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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立即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挨棍打。队伍集合在住宅外院，受刑人被绑在一根门柱上，当着众多的中国人，重重地挨了60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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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德逊记述，这个场面让中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以讲正义、仁慈而显得高人一等的信基督教的民族会有这种做法，这与他的宗教信仰能联系在一起吗？一位中国官员这样说：“英国人太残酷，太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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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怀疑安德逊是借中国人之口表达他对体罚的不满，至少是他的出版商孔博的不满——后者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政论作者，他利用一切机会在安德逊的书里塞进自己的思想。鞭打真的令中国人感到厌恶吗？并非如此！巴罗在同一时刻证实“所有中国人从苦力到首相都可能挨竹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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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的说法同安德逊的矛盾吗？不。当时的种种说法基本一致。孟德斯鸠在说中国“靠棍棒统治”时，并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学里不乏这类文章。“统制不问长短，喝令军牢五棍一换，打一百棍，登时打死。”从元朝到明清，人并没有变得更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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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逊认为，棍打有对有错。当一位中国官员命令对两位中国仆人行笞刑时，他对此一点也不愤慨：“他们趴在地上，由两名士兵按住，板子重重地落在他们的腰部。”没有落泪，也无评论。安德逊，或者孔博是这样一种人：对当地人的做法显得麻木不仁，宽宏大量，却为自己同胞的行为震惊自责，这是白种人的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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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启程的前夕，大使清点了皇帝送给国王的礼品：宫灯、丝绸、瓷器、景泰蓝全都装入带有“R”标记的箱内。装箱时，中国官员不时下跪。他们对礼品表现出无限崇敬，并非因为这些礼品是送给国王的，而因为这些都是皇帝的赠品。在中国，是送礼人的地位，而不是礼物本身的商品价值决定礼品的价值。在英国人眼里，这些礼物的商品价值几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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