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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按部就班地在紧着做。气泵、赫歇耳望远镜和派克透镜还都在箱子里没有打开。如此缓慢使朝廷大为不快。中国人以为重现星球的运行并不比转动绞车手把更困难。动员“大量的工人”来完成这项工作不就行了吗？但是，“需要的是某些个人的技能，而不需要大批小工的力气”。中国人把尖端技术和大批的劳动力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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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透镜终于安装完毕。皇帝立即再次前来参观示范表演。英国人中只有天文学家在场。“我们转动透镜，由于我站在镜子前，我得以清楚地见到皇帝。他离我们十分近，他的脸毫无表情。他观察透镜不到两分钟。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丁维提没有把这句刻薄的话向马戛尔尼报告，或者后者认为最好不要重复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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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熟练地做着各种示范。在大量的科学玩意中，他挑了几件他认为会引起轰动的样品(1)。他在阁老和几位大官面前起劲地摆弄这些东西，却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感到失望：“中国人的某些思想对一位欧洲科学家来说是种侮辱。”他表演派克透镜如何能熔化中国的钱币。和珅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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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技术也没有更多的展示机会。“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他们是否确信自己单独会使用大炮呢？他们是否宁可失败也不愿意承认在这个敏感的领域里处于劣势呢？英国炮兵把炮送去后马上就被打发回来。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完好无损地扔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它们被重新运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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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逊，或者说他的书的编辑库帕斯，又在胡编乱造：“皇帝欣赏制造这些死亡工具中表现出的发明才能，但也无法掩饰他对使用这些工具的国家的反感，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既声称人道主义精神为其宗教的基本原则，却又在毁灭性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正是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时盎格鲁—撒克逊托马斯·佩恩式的“左翼自由党人”的想法。而肯定不是乾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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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品中，有一具“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110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他的翻译德天赐神父是个钟表专家，他明显缺乏船舶方面的知识。他对航海一窍不通。怎么能把英国人的航海拉丁语——可能本来就有漏洞——翻译成汉语，并把汉语译成拉丁语呢？皇帝的兴趣索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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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好奇的人露面了。马戛尔尼写道：“把使团孤立起来的局面多少被打破了。一个联络系统建立起来了。”他很容易知足。但这些看热闹的人补偿不了对去热河前常来看他的传教士下达的不许再来使团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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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传教士的困境和当扒手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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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的痛苦在增加。德天赐神父向斯当东和巴罗吐露的知心话反映了他们所有的苦恼。他低声向他们透露说，传教士在华丽的外表下过着痛苦的生活。他们被禁止离开北京，除非得到皇帝的准许。他们衣袋里的挂表或办公桌上的小摆钟如果被人看到，他们最好尽快送掉：如果遭到拒绝，窘迫的官员便会叫他们完蛋。富人根本不可能“太平地享有其财富”；当官的就会“看中他们的钱”。“作为奖赏，告密者会得到被揭发人的职务。探子多如牛毛，一切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而传教士是首先受怀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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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丁维提博士感到一名官员的手伸进了他坎肩的口袋里，迅速地扒去了他的小折刀，把它藏在自己的一只袖子里。这个人见博士没有反应，便把另一只手伸进另一个口袋。天文学家猛地把他推开，大声说：“这样不行”，“在英国，只有扒手才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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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慷慨地赐予每个安装机器的英国人一件礼物：“一位老太监坚持要我们在接受礼物前先行三跪九叩礼。”巴罗回答说，他的同事及他本人认为自己没权做特使认为应当拒绝做的事。想找个台阶下的鞑靼亲王高雅地承认了失败：这是个误会；只要他们像特使在热河那样行礼就行了。巴罗及其伙伴于是就行了单膝下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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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份宫内文书里我们得知给使团的许多礼物来自附庸国的贡品。650名英国士兵和海员每人被赏赐高丽料子、穆斯林土产的白布和缅甸的黄麻布各一块。这真是贡物的大循环：就像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转送了好几次而未打开的盒装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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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离京的传闻和意外的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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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在10月1日的日记末尾这样写道：“在我们来到之前，有的大臣就说在住满40天时就会要求我们离开——这是帝国法律为外国使团规定的期限。”在我们来到之前：马戛尔尼强调他的行为对于他感觉到要求离京的威胁没有联系。也就是说他没有错：他开始明白他的使团事先已注定只能演出一曲以进贡为主题的刺耳的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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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这传闻，他便写信给和珅。他再次要求准许马金托什重返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船。至于他本人，他希望一俟气候允许，(2)便在春节后去广州。他届时可乘在澳门的英王的船只返回英国。英使打算告辞……但要在春天。和珅则在“第二天即10月2日上午”，在圆明园召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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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马戛尔尼得知离开的消息不是2日，而是1日。小斯当东的日记明白无误地记载着：“10月1日，星期二。今天上午，勋爵和爸爸去圆明园。阁老说我们最好在冰冻前动身。”丁维提证明是这个日子，他是乘坐同一辆车前去圆明园的。是记错了吗？除非马戛尔尼往后推了一天，以使人觉得他采取了主动，这样可以减轻匆忙离去造成的丢脸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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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他记的召见时的情况。中堂把一切都归结为天气、健康、厌倦情绪、思念家乡：这是上流社会人物的谈话。使节感到他握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来谈正经事——谈他来的目的。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好似在外交上遭难时扔入海里的一只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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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尽管身体很不舒服，我还是去了圆明园。开始中堂交给我几封信，他说这些信从舟山由帝国驿站刚送到。其中一封是马金托什的大副写给他的，还有两封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写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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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丁维提报告说这些信都曾被中国人打开过。德天赐神父未能为他们翻译。和珅把打开了的信交给收信人，不客气地打听信的内容。作为整个秩序的保证者，他难道不应当了解一切吗？在当局没有比收信人先知道之前，任何消息都不应流传。这种做法直到最近还很常见，中国人自以为有权决定是否转交来访者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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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便告诉和珅——他自己也同时获悉——“印度斯坦”号没有船长不能启航，但是“狮子”号准备离开舟山。和珅说：“我希望‘狮子’号还没有离开，因为你们离家这么长时间后可能急于回去。想想您的病号。有些已经死了。皇帝十分担心你们的身体。北京的冬天很冷！你们应当在严寒来到前就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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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坚决表示他完全经得住寒冷的气候。既然中堂在热河曾对他表示希望“在圆明园经常见到他”，并“在那里发展他们间的友谊”，他就在这座宫殿里抓住“初次交谈”的机会“三言两语地阐述他的主人国王托付给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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