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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阿瑟·扬的农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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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18世纪的英国人热衷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的进步。他时刻窥伺着新技术。在这方面中国享有无穷的声望：大家知道这是个富饶的菜园和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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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扬交给马戛尔尼一份关于中国农业和地产结构的详细调查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对法国农村进行过观察；他现在想了解中国的土地租约、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如果可耕面积的收成比欧洲高，为什么穷人还要吞食老鼠、狗和动物尸体呢？专制政权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吗？规定价格难道不是缺粮的原因吗？他们用什么工具耕作土地？他们如何拉犁？如何提水进行灌溉？养蚕种的是何种桑树？他们如何施肥？粮食如何脱粒？这位知识渊博的人士提出的更为叫人吃惊的问题是有关一年剪两次毛的陕西绵羊，给人口稠密地区造成困扰的大象，用来改良土壤的穷人的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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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乔治爵士看到中国种植小麦的完善方法时，他的惊愕程度不亚于阿瑟·扬在4年前见到法国种植小麦的落后状况时表现出的惊讶程度：“土地干旱；然而小麦长势良好，已有二英寸高。种子被撒在由播种机划出的整齐的垅沟内，这种方法英国不久前才试用。”中国人不采用用手撒种：撒种者的漂亮动作会浪费过多的种子，以致“麦苗有些地方长得过密，而在别的地方又长得过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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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使团成员估计中国使用播种机节省下来的粮食足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先把这种估计一笔带过——使团里不乏专家学者。这种估计尤其突出了联合王国和天朝帝国之间极大的人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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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的小麦——却没有面包。至少没有我们那样的面包。但是有馒头，它的形状如同圆的炸糕，是用蒸水蒸熟的。我们的英国人大为吃惊地发现：在马可·波罗500年前带回制作的方法后，中国人，尤其是北方的中国人仍在食用面条、通心粉和细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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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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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观察到中国人感到为难时就笑：我们称之为“苦笑”。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经济学的解释：这也许是一种“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这是指责英国通过兼并而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大好机会：“收获给农民带来了喜悦；他们似乎了解到只是在为自己而劳动。大部分农民是自耕农。在他们中根本看不到那种贪婪的英国大地主，后者通过垄断和狡猾手段企图使可怜的佃农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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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可以说这是一篇竞选演说。远方的谎言拆不穿：许多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佃农，他们只耕作几十亩地。这实在是仓促下结论的危险之处。斯当东贬低他所非常熟悉的英国社会。他把中国的农村理想化了，但他却只是个匆匆的过客。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说，他是在“走马观花”地看这些农村。他周围的中国官员肯定会让他保持这些有利于中国的见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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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没有觉察到18世纪中国的贫困化。仅在乾隆统治时期，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甚至还多，在60年里从大约1.5亿和1.8亿之间跃至3.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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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耕地面积，还是生产力，都没有相应地跟上。在1685年，人均耕地为三分之一公顷——即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数量；到1793年，人均耕地降为七分之一公顷。中国人试图用越来越集约的经营方式来应付挑战：手工插秧，灌溉，刨茬子。这是维持生命的问题。农民越来越穷；起来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所有这一切都小心翼翼地向马戛尔尼隐瞒了。他见不到人口过剩和已经出现的不发达状况。吃的已不仅是粗茶淡饭，而是吃不饱的问题。他看不到在中国不像在联合王国那样，人口的增长同经济的发展相吻合。在西方，确实发生过工业革命初期贫困加剧的现象；但是，随后贫困消失了。在中国，在人口膨胀和停滞不前与仅局限于农业的生产间有一条鸿沟：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已卡住无法前进了。马尔萨斯认真读了斯当东的书，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793年，中国尚未遭受大的动荡；但是，它的繁荣已经结束：这是衰落前的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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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自欺欺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吗？他似乎对高利贷的危害一无所知。尽管毛泽东的史学界对此大加夸张，但这些危害确确实实存在过：放高利贷的官员、土地霸占者造就了这些无地的农民群众，使他们站在太平军、义和团，后来是毛的一边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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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轻信”了官方的说法：即神授的君权保证所有人享福。而传教士后来读到斯当东的记叙时，对他仓促作出的某些判断不免挖苦起来。他没有看到人民遭受着越来越多的不平等，这就导致出一个越来越警察化的体制。社会的动荡不安足以说明旗人为什么惧怕对外开放：乾隆及其官员出于集团的利己主义只是害怕失去他们的绝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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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不能自主，他们被关闭在如同蜂巢般的不可改变的结构中；而他们也禁止自身之外的任何自主：不能让一个商人、一个种植者去干任何违反囿于陈规戒条的官僚等级制度所规定的事。当马戛尔尼发出了西方入侵的预报信号时，帝国的领导集团——即善于组织为自己服务的文官政府的军队中的少数旗人——处于守势。除了通过无节制地征收欧洲商人的税收使自己致富外，中国没有对付欧洲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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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看鸭子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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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当东不想提出什么理论而一味描写时，也许我们可以对他表示更多的信任：“村里的房屋为了避寒都由一层厚厚的高粱秸搭成的篱笆围着。墙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土坯或抹上黏土的柳枝做成的。屋顶上盖的是稻草或带土的草皮。屋间用隔扇分开，上面挂着画有神像或写着格言的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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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茅屋前都有一个菜园子和小饲养场，“人们饲养猪和家禽，特别是鸭子。人们把鸭子腌上晒干，然后送到大城市的市场上出售。人工孵鸭蛋长期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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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看守鸭子的小女孩同欧洲传统里的牧羊女一样普遍。巴罗在往南一些地方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人们通常让孩子放鸭。一条船上数百只鸭子挤在一起，它们听从哨声。听到第一声哨，它们便跳入水中，再爬到岸上；听到第二声哨，它们又回到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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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同昔日在满清统治下一样，中国农民住的是破砖房或用木板和土坯建的简陋小屋，房顶上铺着茅草或瓦片；还有人穴居在黄土窑洞中。我们的旅行家对饲养场和农作物的描述似乎也适合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两个世纪的动乱竟未能改变一幅具有千年历史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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