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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在沿着大运河的归程中终于同大学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把事情向前推进了一步：“松筠向我援引他每天从皇帝那里收到的信中的主要段落，并告诉我最重要的批注。他说通过十分仔细的观察，他真正相信我们除了想增加贸易之外别无其他想法；但他明确指出，在一个中国皇帝看来，这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值得麻烦一个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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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这样便能回到皇帝给国王的两份敕书里令人失望的内容上来：“我向松筠指出，除了圣上提到的有关在北京常驻使节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各点。他回答说：皇帝陛下认为他允诺照顾我们的商人就足够了。至于我给和珅的照会，他对我的要求逐一加以拒绝；我提的问题似乎是被故意歪曲，好像有人竭力使它们易于遭到皇帝陛下的拒绝。但是，我还是让他们知道，由于得不到重新考虑，我们在广州的人的处境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容忍，以致有可能中断一切贸易。（……）我感到宽慰的是听说皇帝对我们，即对使团和我们的国家怀有好感，他决心保护这种贸易。如果他拒绝了我们所有具体要求，并不是因为这些要求提得不得体，而是因为皇上年事已高，他不认为改变自古以来的习俗和创立新的先例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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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衰老的君主之后，比较年轻的继承者将会采取另一种态度……英国人从不认输；必须维持一点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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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一份奏折写道郭世勋让人在澳门调查两个名叫安纳和拉弥额特的人。这就是我们船上的两位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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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惜的是对我们来说，失去了松筠，也就失去了一位宝贵的见证人。我们有关中国的资料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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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五部分 峰回路转，希望复萌（1793年11月—17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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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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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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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皇帝说：您是我们的父母，有了您我们才能活着，有了您我们才有今天。请您再次龙恩天开，了解我们的不幸，看看我们所不敢向您说的情况，救救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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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明神父，17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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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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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词条《人》，17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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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六十三章 老传教士的遗嘱（1793年11月9日—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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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在修改他第一份由敦达斯转交国王的报告时，就已经认真重读过钱德明神父的来信，这封信是后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托人于10月3日——即皇帝第一份敕书下达的当天——转交的，好像是专为减轻特使因遭拒绝而受到的打击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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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勋爵只是把信大致读了一遍，认为那只是神父对他这位受辱使者好心地表示安慰而已。但几经阅读，他理解信里的深刻而准确的分析。要是他知道，神父已在10月9日，即在病榻上写这封信后的第6天离开尘世，他从中获得的是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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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可敬的老传教士在信中解释：“对于中国人说来，使节团的任务不过是在盛大庆典时来互赠礼品而已，它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能比庆典的时间更长。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任何一个派往北京的使节团，其逗留的日期均未获准超过这期限。”他补充说：“中国人不签署条约。与他们打交道需要许多时间，故而大可不必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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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是“下级官吏的牺牲品”。他们的压力只能有两条出路：或“完全放弃贸易”，或通过使节团向中央政府提出“严厉的指责”。然而，在决定组团和由此可能产生的效果之间，肯定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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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戛尔尼“早些到达，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1)感到担忧前就来”，那么，他遇到的麻烦就会少得多。法国国内的动荡使他们十分“害怕”，于是他们变得更加“敌视任何改革”。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惧说成是中国人的恐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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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也提出法国革命会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人权宣言已译成印度斯坦文，它不可能在性情温和的印度人中引起骚动。而中国人的情况就不同：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印象，而且引起民众骚动。”他试图在可憎的和珅外再找一个替罪羊吗？对那丢脸的失败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们在广州的一位观察员，前面提到过的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排除了这种论点：“我怀疑法国大革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安。我甚至怀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则。与那个一听到荷兰没有国王便放声大笑的暹罗国王相比，它对民主的概念不会懂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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