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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爱得深，罚得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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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说船队总是被安排在夜间穿过城市。船队的生活几乎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驻军站放一通炮表示欢迎；士兵模样的人穿着露出虎牙的短褂，用鞭子招募来的纤夫，用鞭子驱赶着拉纤；老百姓被小心翼翼地隔离，不让他们与蛮人接近。使人厌烦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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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发生一桩意外事件。托马斯说：“我们的两位先生上岸步行。他们被两名士兵推倒在地，还挨了揍。这一切都是在一位蓝顶珠三品官的眼皮下发生的。”斯当东指出，王大人和乔大人先叫人把这两名士兵鞭打一顿，尔后，又在总督面前告了一状，惩办那位官员。托马斯说得更明确：“总督摘掉了那位官员的顶子，还鞭笞了他。两个遭鞭打的士兵还被上了枷。要不是勋爵求情，他们还得挨几十竹板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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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旅行者来说，这是探讨中国司法的一个机会。伏尔泰对这一微妙的主题是这样写的：“帝国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惟一的一部以宽大为怀作基础的宪法，但这并不妨碍官吏让自己的子民挨板子。”“爱得深；罚得严”这句格言在中文里也有对应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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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中国式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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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关心社会安宁，而很少考虑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斯当东解释道。由巡抚或知府宣判的死刑，“在叛乱的情况下，有了总督的命令就可以立即执行”；犯普通法犯人的案卷要送到北京并由“大理寺”核准。死刑“一年执行一次，在秋季”——落叶的季节也是脑袋落地的季节。“死刑犯每次很少超过200人。在人口这样多的国家里，这个数目是非常小的。”比较普遍的惩罚是：“罚款、坐牢、充军和鞭笞。只有对犯有危及国家安全以及‘杀人罪’的人才处以死刑。不管杀人是否预谋都不能得到特赦。(3)”盗贼只有在使用“暴力或作案手段残忍”的情况下才处以死刑。“中国处刑的仁慈说明犯罪的人不多。”斯当东举戴枷作为处刑仁慈的例子。这种处罚比起英国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把小偷勒死要宽大得多。“枷”这种刑罚是把一块大木头当中挖一个洞套在犯人的颈部，另挖两个小洞套住犯人的两只手。犯人带着枷仍然可以行走，也允许他们时不时地休息一会儿。“不过，休息时间稍长一些，解差就要用鞭子抽打，逼使他继续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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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向王大人、乔大人了解各种情况。这两位大人除了回答客人因好奇而提出的问题外就无事可做了。托马斯写道：“拖欠债款而坐牢是暂时的。皇帝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财产都不受其权利的保护。”中国人不好吹毛求疵：因此，在中国“遗产的转让很简单，家庭很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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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语与耶稣会会士的评语一样使人“得益匪浅”。为了逼问口供在堂上严刑拷打，用来夹脚和手指的夹棍和拇指铐，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的竹板，这一切英国旅行者则从未听人说过。对我们知道的过去存在并沿袭至今的监狱生活里的一大弊病——腐败——他们也一无所知。这些犯人，如果家里无法或不愿供养他们，就得饿死。对此他们一无所知。对关政治犯的监狱里的秘密也一无所知。我们在想，这里，英国人是否在想透过中国来批评西方。对于他们，中国过去是，而且在将来很长时期里也将是一面反的镜子。西方人的丰富的受虐狂正在里面寻找那些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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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信江口到赣江口，他们顺江而下走完了信江这段路程，现在溯赣江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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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天，鄱阳湖仍然有一个多涡流的区域，“像百慕大三角”那样，不时有船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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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处决人数等于一般法谋杀犯的人数，那么200人这个数目是非常小的。在同一时期，在旧制度统治时期直至1830年的法国，因犯普通法的罪行而被处以死刑的人就有好几百人，而法国的人口是中国人口的十二或十三分之一。我们其他的见证人是怎么说的呢？拉弥额特神父回答说：“被判秋天处死，而皇帝又不给以赦免的罪犯在各省省会处决。在一些省份，每年一次处决好几百犯人。”这里还不包括死于严刑拷打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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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六十九章 旅行者的失望和幸福（1793年11月27日—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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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有大德的镇”——过去和现在都是瓷都，但过去它生产的瓷器只供皇帝享用。与这个皇家大作坊相比，塞夫勒作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小斯当东，这个可怕的小间谍指出，英国人“从外面绕过去了”。他们不能进到市内，更不能参观城市，打听生产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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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沉着地断言：“在我们经过的路旁，有一座没有被墙围着的城市，名叫景德镇。在那里有3千座瓷窑同时烧着；夜间，整个城市就像着了火似的。”他没有看到这座城市的面貌，但他读过耶稣会士写的信：“在景德镇，目前足有3千座瓷窑。夜幕降临时，人们以为看到一座着了火的城市。”这两篇文章还提到“火神”——这真是奇怪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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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被当场捉住：他只不过是读了到过这里的人写的文章而已。古伯察神父也将逐字重复同一篇文章，并肯定地说——他是加斯科尼人(1)——城里有100多万居民。这些“旅行者”都厚颜无耻地互相抄袭，而真相则出自孩童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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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的江西，麦子开始生长，甘蔗马上可以收割。斯当东写道：这个省的农妇摆脱了残忍的裹小脚的陋俗。她们是“那样的壮实，外省的种地人常常跑到江西来娶一个这样的女人为妻”。马戛尔尼说得更明确：“出嫁的妇女与未嫁的姑娘的区别是：前者把头发梳成发髻，后者把刘海垂到眉间。”昔日所见的东西，现在仍然能见到：还是在同一个江西省，辨认未嫁的大姑娘和已婚的妇女还是看她前额是否有刘海。在中国，即使是发式也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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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常常像拉车的牲口一样把犁架在身上：“在这个省里可以经常看到农夫一手扶着他妻子拉的犁，一手撒种。”这种景象您或许还能见到，但已经少多了。历来，中国人自己先嘲笑这些做法。17世纪的一篇短篇小说里写道：“男人只想晃着胳膊到处游逛，把脚伸到桌下就吃现成饭。而地里的所有活儿全由妻子和女儿去做。烈日炎炎，她们就在头上扎块破头巾，还要在泥里走来走去，锄去地里的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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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裹脚曾是妇女地位提高的一种象征：小脚解除了她们的田间劳动。天足妇女是劳碌的妇女。裹了脚的妇女是更解放的妇女。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心甘情愿地毁伤自己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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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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