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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看得透彻！陪同的中国官员会向英国人透露这些情况吗？当然不会。很显然，这些都是传教士说的。不管怎样，勋爵从中得出了结论，而下个世纪将证实他们十分富于洞察力。这些“秘密社团”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汉族，就煽动他们的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异族人，那么就煽动他们的反汉情绪。这是能避开政权控制的惟一结社形式。对于它的成员来说，这是惟一能推动进步的因素。黑格尔也许会说，这是惟一能摆脱那个既可怖又可敬的父亲的方法，因为在这位父亲身上集中反映了所有人的祖先、帝国的历朝以及中国人的集体心灵的特点，因为这位父亲对我们这些西方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个人意识进行绝对的统治。在这些秘密会社里，个人并不分散无力，而是组织结合在一起，就像杜尔凯姆所证明的那样，组成一个活力远远超过所有分散的个体加起来的总和的心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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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知道，乾隆统治期间叛乱四起。有几次叛乱竟传到传教士和澳门的欧洲人的耳里。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华前几年间，它对此亦有所闻。(5)还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问之后。就是在平息陕西白莲教的叛乱中，我们的朋友王文雄在1800年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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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另一位老朋友梁栋材神父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见证。他抄录并翻译了登载在《京报》上的这份作为例子的陕西总督的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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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通知我，一个邪教派在集合，背诵经文。当地官员派出了弓箭手以制止骚乱，派去的人受到粗暴对待。我亲自前往郃州。反叛分子有两千多人，且武装得很好。他们排成战斗行列。两个妇女站在头领的左右两侧。她们头发蓬乱，一手拿剑一手执旗，嘴里念着咒语。这些反叛者作战十分勇猛，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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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战场时，我看到他们的头头躺在地上，一边一个女人。我让人把这些罪人的头割下来，放在笼子里示众。百姓高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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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栋材神父悲叹道：去年圣诞节前夕，也是在陕西，天主教会“被当成秘密社团来对待”，并以“夷人会党”定罪。乾隆是不会仔细区分反叛分子和基督教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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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变的表面豪华的背后，帝国的内部却动荡不安。满族政权不是一个无偏见的政权。它所受到的威胁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对所有可能否定这政权的事物作出如此胆小的防御反应：英国人是这一面临危机的秩序的扰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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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一封北京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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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次会谈按照规定向北京作了汇报，11月20日交给长麟的关于贸易的备忘录也送到了北京。内阁让皇帝签发一份12月1日的诏书，它未就马戛尔尼提出的从开设商埠到准许骑马等15条要求中的任何一条作出答复。但是，它把拟议中派遣第二个使团的前景变成了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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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晚上9点，使团一到安南府，总督就把皇帝的诏书拿给马戛尔尼看，诏书的抄件将在以后给他。以下是诏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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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因尔等不谙中国体制，冒昧渎请。今据尔禀称，将来尚欲另具表文，再来进贡。大皇帝鉴尔国王恭顺悃忱，俯赐允准。但不必拘定年限，总听尔国之便。此次尔国所请，未邀允准，系格于定例，大皇帝并无怪意，尔国王尽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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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避免把这封语气傲慢的信同他的日记掺和在一起，尽管是以缓和的语气改写过了。(6)他只记下了长麟对他作的客气的介绍：“他向我解释里面的措辞十分友好。如果国王想再次派遣一位使节，后者将受到接见。”但特使明白，他的后继者将像所有贡使一样严格服从礼节，首先是从广州上岸：这是对他自己溯流而上到天津的不言明的谴责。他补充说：“然而，我毫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航线；它使我们掌握了中国东北海岸的地理。”再一次透露了这次考察的军事目的。再说，1816年的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也没有顺从皇帝的要求：它再次从黄海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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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有的是建议，惟独对叩头礼没有提。回到这个棘手的话题就等于强调使团曾敢于违背这个千年习俗。中国人把这件事同他们所犯的种种“失礼”行为混在一起，并认为它们已经得到纠正。文件一个接一个，官方的正式说法使人以为（当然没有说出来）英国人真行了叩头礼。历史就将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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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奇妙的炼金术！长麟把马戛尔尼的备忘录送到北京，他在里面加上蛮夷表示后悔并一再申辩对皇上深为敬仰之类的内容。而皇帝像原先一样粗暴拒绝英国人的一切要求，对他们作出虽仁慈但很尖刻的谴责。总督向特使转达这些谴责时语气又很客气，而李子先生在翻译时还要把语气改得更为温和。马戛尔尼归纳时用了亲切的语调。斯当东对此则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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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交谈，我们看到双方有意安排的误解在扩大。皇帝好像不断听着马戛尔尼在对自己说他并未说过的话。马戛尔尼则做得好像没有听到皇帝对自己说他确实说过的话。长麟挽回了乾隆的面子，马戛尔尼则挽回了乔治三世的面子；总督和特使又共同保障了这次一起旅行时的平安相处。钱德明神父的阴影笼罩着12月的那几次会谈：“顺从习俗，要耐心。”这是一位在中国朝廷生活了40多年的神父临死前写的话。在此同时，勋爵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已准备好用武力打入中国的喜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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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曾写诗赞扬18世纪哲学与科学的进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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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菲利普·奥古斯特（1165—1223），又称菲利普二世，法国国王；巴尔帕鲁斯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1122—1190）的别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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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奥雷尔（121—180），罗马皇帝，公元161至180年在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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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约瑟认为六分仪的发明也应归功于中国人。但这只是一种原始的六分仪。西方人把它作了改进，而中国人自己却不再使用了。这又是中国后退的一例，而同时欧洲却在进步。丁维提肯定地说：中国人没有从地面测量天体距离的仪器。他们只使用一个很简陋的罗盘，作为航海的全部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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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71年至1776年间，四川西部山区的土著发动金川起义；1784年的甘肃回民起义；1787年台湾汉民起义，要求恢复明朝；1791—1792年西藏廓尔喀人起义。1795年又发生四川和湖南交界处的苗族部落起义，后被我们的老相识、镇压起义的老手——福康安将军平定。由白莲教发动的起义更具有政治色彩、更带汉族的特色、反满情绪更激烈。白莲教起义比上述任何起义更活跃。它利用受当地官员迫害的湖北老百姓的反抗，使这部分百姓加入他们的行列。白莲教的起义自1795年始，至1804年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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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仍在他的文件中。读者可以在“文化冲突”中找到根据中文原版译过来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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