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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别出心裁的天文学家随身携带科学仪器飘洋过海，现在竟在讲授一系列物理课程。一些“英国和欧洲”常驻代表和侨民表现出“极大兴趣”。一些懂英文的中国人听起来困难就多些：“一个满脑子生意经的本地人”以为丁维提“要推销他的产品，所以才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就问他“要拿多少佣金”。丁维提记下原话，但不再为此激动：“中国人的观念与欧洲人的观念形成多么奇怪的对比。”一个公行的商人问他能否“不站起来就变掉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对于天文学家，这真是在另一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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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那天，绅士们再次相聚庆祝。3点左右，在英国代理行摆了一桌与圣诞节同样的筵席。小斯当东饱餐一顿，但天黑时就被带回住所。他有点儿嫉妒了：“其他先生都留下来晚餐。”这个12岁的孩子的处境真是奇怪。700个英国人中唯独他能用中文应付，也唯独他被打发去睡觉……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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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一起生活：但并不总是这样令人愉快。托马斯告诉我们：“狮子”号在舟山锚地停泊的数月中，有6名英国军官发生过三次决斗。中国人对这种野蛮的习俗有所了解吗？在他们的书信中未提及此事。否则，他们从中更能证明英国人的“残忍”了！在中国，人们也同样重视名誉；但他们不认为非要用剑捅破胃来“挽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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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法国国民公会议员没有理由抱怨这第一个抛弃基督教信仰后的圣诞节：胜利指引着他们前进。12月23日，旺代人在萨韦内被打败。韦斯泰曼将军当晚在国民公会骄傲地写道：“不会再有旺代了。我刚才正把他们埋葬。我让马把孩子踩死，对妇女进行了屠杀。我没有留下一个俘虏。我消灭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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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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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会纵情玩乐吗？巴罗有幸参加过他们的一次活动。使团的总管与护送团的总管乔、王两位大人成了好朋友。因此，他应邀出席了一次娱乐，没有其他宾客。由于使命的重要性，使团过着封闭的清教徒似的严格生活。巴罗是惟一能看到中国官员不总是严格的儒教徒的人。他为我们掀起了帷幕的一角：“中国人在一起时的表现与在外国人面前的表现大不相同；如果他们彼此信任，他们就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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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人、乔大人遇见了他们一位做官的朋友：“晚上，此人在一艘豪华的游艇上为他俩摆花酒，我也应邀参加。”巴罗到时，发现三位官员都有女人相伴。每人身边都有“一个穿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她们“嘴唇、面颊和下巴都施了胭脂”，脸的其他部分和脖子上“抹了一层铅白粉”。这三个美人儿一一向巴罗敬“一杯热酒，同时自己先用嘴唇在杯里抿一下”。与日本上流艺妓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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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的菜肴之多，质量之好都是巴罗所从未见识过的。席间，年轻女子吹箫唱曲。穿得挺花哨，可唱得并不好。没关系：“我们毫无拘束、自由自在地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在告辞时，主人让巴罗对此只字不提；他们担心“同僚们听说让一个夷人参加这一放浪形骸之事会不高兴的”。因为巴罗知道——当然这并不难——这些女人在当时“出租了服务后”，在他走了之后还将把她们的服务延长下去。如果王、乔两位大人请巴罗留下来，他会承认这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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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梅斯利亚区是威尼斯的一个街区，在圣马可广场以北，街道狭窄，两旁都是小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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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七十五章 与外界联系的修士和奸商（1794年1月1日—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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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启官，广州公行之首席行商，外表迷人，但内心之邪恶无人可及。不少人目睹他一再背信弃义，甚至就是他的受害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还对他十分轻信，且以为也能赢得他的信任。他自称欧洲人的父亲，而出于感激，有人竟握住他的双手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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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德·贡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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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巴罗寻欢作乐，小斯当东参观兼有中西色彩的小手工作坊时，斯当东和马戛尔尼却在设法了解他们的大老板——公行的一些大名鼎鼎的商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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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今天到1997年间的香港“共产党资本家”相仿，这些实业家操纵着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与永远红色的帝国之间的贸易流通。1793年，中央帝国已经实行同样的体制：在天朝的官僚体制严密监视下，由少数几个人负责与夷商的贸易。在修道院也一样，内院应与外界联系：这个工作由专门的修士负责。在广州，则由公行的行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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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些与外国人交往的贸易经纪人，在19世纪被称为买办，这词来自葡萄牙语的“买主”一词。国民党时代，这个买办集团在中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蒋介石夫人的娘家——宋氏家族在与国际资本家的交往中发了财。这也是共产党当时视他们为最可怕的敌人的原因。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和“现代化”难道不是在为买办的东山再起作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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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会见这些商人。“我与潘启官(1)交谈过，他是那些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章官，论权力不如他大，但比他有钱。他更年轻，也更坦率。”至少当章官声称“已完全作好准备与代理行发展商务来往”时，马戛尔尼是这样评价的。在潘启官的问题上，勋爵似乎陷入了我们的瑞士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所批评的天真幼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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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属于受人歧视的商人阶层，却都有官衔。英国人对此感到惊诧。奇怪的是潘启官在行商中的地位最高，“却只有一个不透明的白顶珠，而章官却有水晶顶珠，这说明后者的官衔比前者高”。那是因为潘启官很谨慎。章官也很谨慎：他衣袋里还有一颗蓝顶珠——它当然更神气，但有危险。“他肯定地告诉我，他绝对不在公开场合戴它，怕那些官更要缠着他送礼。”还是不要炫耀自己“用一万两银子”(2)买来的这种荣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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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些商人的顶子并“不给他们带来任何权力”。严格地说，这些官衔的标志不是卖的，而是在北京一些有影响的要人因为收了商人的礼物“觉得不好意思而把顶子作为荣誉称号授予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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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所了解的情况与当时在广州的法国人和瑞士人的描写以及传教士们在日记中所反映的现实有出入。正当伏尔泰称道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好处时，富官与富商之间就像黑手党那样有着一种真正的勾结关系。获利最多的行业——盐业和外贸——常常是出租的，盐政和海关官员要经常受到勒索并交付赎金。在地方行政机构供职的官员绝大多数是汉人。但在公行的人员配备上——也就是说在对外关系方面，因为战略上太重要——一般都安排的是满洲人、蒙古人或是入了旗的汉人，有时甚至是皇亲国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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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靠了血统或靠了墨水上去的特权人物到了任期满了的时候，也要给大臣送礼以便连任或提升；他们同时也是让他们腰包里装满银两的商人的玩具……捐官、买顶珠翎子、渎职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其他特征与马克思·韦伯所称的世袭主义完全吻合：公私不分。“属于大家的东西都是我的。”还需要说这种制度今天统治着第三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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