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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德·贡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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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巴罗寻欢作乐，小斯当东参观兼有中西色彩的小手工作坊时，斯当东和马戛尔尼却在设法了解他们的大老板——公行的一些大名鼎鼎的商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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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今天到1997年间的香港“共产党资本家”相仿，这些实业家操纵着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与永远红色的帝国之间的贸易流通。1793年，中央帝国已经实行同样的体制：在天朝的官僚体制严密监视下，由少数几个人负责与夷商的贸易。在修道院也一样，内院应与外界联系：这个工作由专门的修士负责。在广州，则由公行的行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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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些与外国人交往的贸易经纪人，在19世纪被称为买办，这词来自葡萄牙语的“买主”一词。国民党时代，这个买办集团在中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蒋介石夫人的娘家——宋氏家族在与国际资本家的交往中发了财。这也是共产党当时视他们为最可怕的敌人的原因。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和“现代化”难道不是在为买办的东山再起作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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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会见这些商人。“我与潘启官(1)交谈过，他是那些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章官，论权力不如他大，但比他有钱。他更年轻，也更坦率。”至少当章官声称“已完全作好准备与代理行发展商务来往”时，马戛尔尼是这样评价的。在潘启官的问题上，勋爵似乎陷入了我们的瑞士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所批评的天真幼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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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属于受人歧视的商人阶层，却都有官衔。英国人对此感到惊诧。奇怪的是潘启官在行商中的地位最高，“却只有一个不透明的白顶珠，而章官却有水晶顶珠，这说明后者的官衔比前者高”。那是因为潘启官很谨慎。章官也很谨慎：他衣袋里还有一颗蓝顶珠——它当然更神气，但有危险。“他肯定地告诉我，他绝对不在公开场合戴它，怕那些官更要缠着他送礼。”还是不要炫耀自己“用一万两银子”(2)买来的这种荣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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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些商人的顶子并“不给他们带来任何权力”。严格地说，这些官衔的标志不是卖的，而是在北京一些有影响的要人因为收了商人的礼物“觉得不好意思而把顶子作为荣誉称号授予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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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所了解的情况与当时在广州的法国人和瑞士人的描写以及传教士们在日记中所反映的现实有出入。正当伏尔泰称道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好处时，富官与富商之间就像黑手党那样有着一种真正的勾结关系。获利最多的行业——盐业和外贸——常常是出租的，盐政和海关官员要经常受到勒索并交付赎金。在地方行政机构供职的官员绝大多数是汉人。但在公行的人员配备上——也就是说在对外关系方面，因为战略上太重要——一般都安排的是满洲人、蒙古人或是入了旗的汉人，有时甚至是皇亲国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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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靠了血统或靠了墨水上去的特权人物到了任期满了的时候，也要给大臣送礼以便连任或提升；他们同时也是让他们腰包里装满银两的商人的玩具……捐官、买顶珠翎子、渎职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其他特征与马克思·韦伯所称的世袭主义完全吻合：公私不分。“属于大家的东西都是我的。”还需要说这种制度今天统治着第三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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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南方不知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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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行商交谈时，马戛尔尼估计，东印度公司竭力想在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开设商埠是非常正确的：“公行的商人们从未去过首都，对于北京就像对威斯敏斯特一样，知之甚少。只有用强制手段或出于强烈的利害动机才能使他们离开故乡。”然而，英国的呢绒并不是在中国的这个热带地区销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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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的业务范围不超过南京，它把从欧洲买来的大量商品往那里发送，再从那里购进大批运往欧洲的货物。事实上，“南京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左右中国市场的人”都云集在那里。马戛尔尼希望在舟山和宁波开设商埠是有道理的，它们可以打开南京的大门。现在，他猜到为什么获准在那里开设商埠如此困难的原因。因为，这不仅与惯例相左，而且还会对广州的商人和官吏构成威胁：他们是惟一与西方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中国人。他们给南方提供一个有限的出口市场，而不供应北方。然而，就像太监那样，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也不让别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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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广州的公行不但不能发展贸易，而且只能限制贸易。此外，它依赖一群官吏而生存。没有各级官吏的同意，它绝不敢主动做任何事。它不像西方自由商人的行会组织，就如广州官衙也不像任何欧洲的自由城市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在欧洲就获得的对一个地方或一种行业实行免税的做法，中国对此一概不知，因为它被天朝的官僚政权弄得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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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贸易只有在其被分割的期间才不受约束，才得到发展，才可以算是前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当帝国统一、官僚政权取胜时，经济受到约束；投资猛跌，商业的盈利首先造成公职人员的腐化——或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进入到官吏等级的行列。在满清时期，行政权和经济权成一整体，被皇权牢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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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推测，如果在中国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经济上有影响的商人阶级，那么中英间的困难将会少得多。皇室档案给我们从反面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政府看到“奸商”自发地与夷商接洽就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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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元旦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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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作为西方元旦的新年礼物，马戛尔尼收到的不是皇帝的一份新诏书，而是12月1日的诏书。这是乾隆同意让人交给特使，以便让他在国王面前替自己解释的。托马斯对这段插曲直言不讳：“1794年元旦。今晨我们获悉皇帝的诏书下了。我们来到住所对面的一个大厅。总督已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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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默默注视着里面放着诏书的黄绸轿子。在乐曲的伴奏下，打着华盖，轿子由士兵护送着抬了进来，大家都跪拜在地上，犹如皇帝在场。“当轿子经过时，我们下跪，低头〔……〕这时总督把诏书交给勋爵，勋爵用得体的礼节接过了诏书。”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马戛尔尼把头朝地上低到什么程度。他做得很得体，得谁的体？孩子谈论这个礼仪时，就像他的长辈谈论人粪一样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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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英国读者的角度：特使用英国作者感到最轻松最讨人喜欢的方式描写这些礼节。据他所述，是总督“身着礼服”先来到馆舍，通知他皇帝诏书已到，并“告诉了诏书的内容”。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无非是“皇帝再次表示他对使团感到满意，对英国人有好感，还要对他们表示恩惠和保护”。他提到了派遣第二个使团的前景。他竭力证实，中国之所以拒绝英国的要求是因为它们“与中国的习惯做法不相容；他也无权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最重要的解释。皇帝的权力是带有宗教性的。神权不容别人去解释，充其量也只能对它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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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使特使可以免遭英国政府的责难。信里对一切都作了解释：为什么出使失败，为什么帝国停滞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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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总督“格外地彬彬有礼”；他宣布“两份告示已经贴出去了，要最严厉地惩处那些损害英国人利益，或渎职使他们受到损失的人”。马戛尔尼不会彻底失败？读者可以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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