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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一言不发就回去了；他十分恼怒，但在日记中对中国这种离奇的礼仪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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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一堂出色的外贸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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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发现，在广州，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奇怪。是否长麟的告示一实施，一切都能解决了呢？在它们颁布后，一些外国人仍然遭到小的敲诈勒索。当然，肇事者受到了惩罚。但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这是个解决办法。“有些更多的事取决于我们，它们比那些告示和惩罚更能保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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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欧洲人要坚定地团结一致，而不是互相敌对，从而使那些滥用职权或不正派的官吏不能巧取豪夺。这就是工联主义，尽管这词还没有出现。我们在广州的一位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在英国使团到达前数月，在他的日记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将同意这个观点：这个懦弱的民族在坚定与强硬的态度前总是动摇让步的。商人们都同意，住在广州的欧洲人只要团结和一致要求，就足以使他们免受过去一直受到的欺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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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人要靠自己作出努力，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勋爵指出：“欧洲人躲着广州人。”他们只局限于与“那些在代理行工作的人有来往”。他们穿与“中国式样尽可能不同的衣服”。“他们对中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他们甚至不想学汉语”，尽管小斯当东的例子证明可以在几个月内取得进步：“他学说与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多亏了这样，他能很自如地说写。他常常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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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欧洲人任凭中国仆人随意摆布，后者又听不懂人家对他们说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话。“一个身穿长袍、头戴软帽的中国人来到伦敦商业区做买卖，而又不会说英文，大家能想象吗？与广州人对待欧洲人相比，他们不会受到伦敦人的欢迎，就像现在欧洲人不受广东人的欢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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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可以“任意按他们的意旨来左右中国的贸易，就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表现得有分寸，处处谨慎行事。尤其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懂中文，只能维持一种不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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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把错误都归在欧洲人身上。因为规章制度禁止中国人给外国人教授中文。联系都要通过学过英语的中国翻译，虽然他们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但仍然处于皇帝权力的控制之下。所有想不顾这些规定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这是11月20日的备忘录里提出的要求之一；很自然，它是不会得到答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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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没有改变：不经过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挑选，一个中国人是不能成为外国常驻代表的翻译、仆人或助手的。尽管中国当局不付给他工资，但他继续接受它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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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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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月！马戛尔尼还可以再试试同中国人对话。但自12月22日始，没有进行过一次认真的谈话。那么传达诏书呢？它没有成为一次会谈的机会：它倒使他想起那次预示他归国的阴森的仪式。那些告示呢？那是答非所问。到总督府的拜访呢？那简直是一种凌辱。再也没有什么可企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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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决定在下逐客令前就到西方的领土——澳门去。但他善于辞令，知道怎么说话：“因为不想过多打扰中国人，又怕总督以为特使对他在中国的逗留不满意”，他以健康状况不佳为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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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麟抓住了机会。“一致同意”把返程的日期定在第二天，1月8日。在起锚前，马戛尔尼作了最后尝试：他邀请总督于翌日晨来英国人馆舍共进早餐。他想借此机会，把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介绍给巡抚和海关监督。总督接受了邀请，但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这些商人难道有那么重要吗？马戛尔尼尽量向他解释英国商人与其他国家商人间的巨大差异，但无济于事：“中国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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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脱南说：他们不能懂得这一点，首先是因为“最小的芝麻绿豆官都自视在最富有的商人之上”。更何况这些都是受人辱骂、挨人石块和遭人打得只能躲藏在代理行的商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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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名声很坏，因而勋爵要使中国人理解他们的优越地位就更为困难了。赫脱南作为一名地道的德国人开心地指出了这种矛盾：“在中国商人受到歧视，然而，他们的身份在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受到尊重……英国商人感到双倍的痛苦”，因为他们“在本国备受尊重”，但他们在中国却被视为“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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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赫脱南夸大了商业在“欧洲文明国家”享有的尊敬：敌视经商和商人的偏见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在德国的一大部分地区都相当普遍；它们与在中国盛行的那种偏见并无多大区别(3)。但他的观察很正确，他用了“最残忍的人”这个我们在皇帝笔下常用过的说法。安特卡斯托骑士的一句话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中国人发现，这个胆大妄为的国家希望独霸同亚洲的贸易”，它“增加远航中国的船只，而这些船随时都可改造成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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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人，“商人”一词本身就代表他们的智慧，他们是文明的先锋。中国人对此是不能理解的。当商人不是英国人时，马戛尔尼与中国人一样也蔑视他们。这倒也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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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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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在代理行共进早餐。特使把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介绍给总督、巡抚及海关监督。这些中国的大官答应给予他们理应得到的关照；对特意为他们准备的点心大加赞赏，特别对甜葡萄酒和雪梨—白兰地酒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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