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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使团所揭露的事实并不完全是个晴天霹雳。已经有人提出：中国并不像莱布尼兹、伏尔泰或耶稣会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孟德斯鸠就不愿随波逐流，陷入这种盲目的崇拜。勒让蒂伊从1731年起发表了《环球记游》，他一下子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海军上将安逊在他的《回忆录》中第一个主张炮舰政策：这发生在1743年，即鸦片战争之前整整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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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的西方人质太多了，有传教士和商人，也涉及到太多的商业和金融的利益，所以只能让公众舆论（或公布的舆论）小心谨慎些。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的个人信件或私下评论把不应说的在广州发生的事——已遭到或担心遭到的羞辱——都告诉了伦敦。尽管如此，公司考虑的是不要妨碍正常的经商活动；它怕得罪中国人，失去它在那里仅有的一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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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那里的个人没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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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法国人，因为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比较自由地表达了他的不耐烦情绪。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已在广州住了4年。他写道：“现在是中国改变直至今日的观点，而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的时候了。”不，中国并不想马上就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而是英国，然后是西方在马戛尔尼出使之后将改变对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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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国的形象黯淡了。可以举黑格尔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变化。我们知道他除了读过《耶稣会士书简集》外，还读过斯当东的《纪实》。他承认正是从《纪实》中——只是从《纪实》中——才得出了对中国的极为简洁明了的看法：“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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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既未读过斯当东的著作，也未读过黑格尔的书，所以仍然在说蠢话。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一本酷似自己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的中国小说。“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十分纯洁、十分正派的青年的故事。他因品德高尚而有幸谒见了皇上；讲的是一对十分贞洁的恋人，他们被迫在一间屋里过夜，但却能授受不亲……这就是道德和礼仪。全然由于严格的节制中华帝国才维持了数千年之久，并将还要长期地存在下去。”但在迷恋中国方面歌德已经显得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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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无官职者不慌不忙地进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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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官方说的事实并不能总占上风：出版商和记者可以帮助别的证人表示看法。使团里的这些无官职者起到了让中国这颗星星在乌托邦的天空里黯然失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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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逊的代笔者孔博为了迎合读者的看法以及保证书的成功，就系统地描绘了一幅崇拜中国的图画，并对英国社会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几处无情的描写却使这篇有倾向性的作品露出了破绽。有一处描写中国人把英国人扔到海里的臭了的肉捞起来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这揭穿了中华帝国繁荣的谎话。另一处是一位对本国的海军感到自豪的英国人的想法，他谴责“对陈规陋习的顶礼膜拜”及“对机械工艺的无知”，这些都是“造船技术不发达”的原因。这些太令人反感。这些用鞭子开道的士兵令人反感。中国人做饭的肮脏环境令人反感。英国人走过时他们就哄堂大笑，这也令人反感。这就是那个“幼稚的”民族，那个在未来的几十年大家一致同意给以“教训”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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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脱南得意地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得制革艺术，他们也不会远洋航行；他们的游船缺乏“舒适的设备”；“他们的建筑虽然远看富丽堂皇，近看却做工粗糙，镀金不匀”。最后，世上的最大的君主，“今日统治中国的这位善良老人就同其他君主一样也受他的佞臣所骗”。无与伦比的政治制度在哪里呢？消失了，随同技术，随同舒适感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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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霍姆斯这位不会拐弯抹角的士兵感到震惊。会是这些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吗？他们见到一门臼炮空放时也要吓得魂不附体。他们对你表示尊重，但不让你独自在城里走出一步：难以想象的多疑！他们又是多么无知呀！“中国人无法相信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的民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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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逊、赫脱南、霍姆斯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见证人，但他们让人意识到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见证人，在他们之后耶稣会士与“哲学家”们建造起来的大厦就塌陷了，代之出现的是一个落后衰败同高级文明的声誉不相符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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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0年之后的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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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回国后10年，当巴罗发表他的野心勃勃的报告时，中英间的局势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努力维持到乾隆死时的英中关系在嘉庆统治时大为疏远，当时中华帝国正遭到越来越强烈的震撼。巴罗并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因为同拿破仑的法国在打仗，他需要吹嘘英国的优越。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批评中国的那部分内容。《爱丁堡评论》这份十分严肃的杂志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妇女关闭起来，并给她们裹脚；他们残杀婴儿，并犯有其他违情悖理的罪行。他们无法接受精密科学和自然哲学，并对最必不可少的工艺技术一窍不通。他们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他们“胆怯、肮脏并残酷”。最后，中国人“不从事体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所以“没命地赌博”。他们的语言呢？“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像家禽那样叽叽喳喳地叫着，而不会像人那样说话。”总之，“巴罗先生的伟大功绩就是他那健全的理智和评论的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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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小斯当东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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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使节的扈从来完成这种令人心碎的修正，并用他的无与伦比的汉语知识来支持他那不可更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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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的使命结束后，他继续关心着中国问题。他在准备报复。从1798年至1816年，他长期住在广州，先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是专员，最后当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800年他19岁时发现了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西方人总抱怨中国官员断案时随心所欲，这本西方人以前从未读到过的法典可能是中国官员断案时的依据。他将用10年时间来翻译它，并在1810年出版了厚厚一大册。《评论季刊》的书评把此书的翻译出版看成是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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