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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答复到后，库伦王请使臣重新进行会谈。“我现在执掌着撵走你们的权力。你到你们的皇上面前如何交差呢？”“我们的皇上会奖励我们的！你若要撵我们，悉听尊便。”王反驳说：“我对你们无法理解。派你们来北京，而你们却想方设法地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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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使臣请求皇上宽恕他未在库伦叩头，并写信答应到京后重施大礼。信里要按照中国的修辞习惯强调重复，连续允诺三次。戈洛夫金同意写信，但不愿道歉，并只允诺一次，他回去准备写信。但马上一些骑兵把库伦王和他的将官原先已接受的礼品退回俄国人的营地，并给了他一封信：“你们是一群荒唐之徒。请即离开。”戈洛夫金让他冻僵的部队掉转马头，快速奔向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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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曾想敞开南方狭窄的门户；他们失败了。俄国人则想推开北方那窄小的门户，他们连试都没能试成。同英国人一样，他们想通过耀武扬威来取得成功。比英国人更傲慢？皇上不让他们入京，以免再把他们从北京撵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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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次失败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命运。到时候，中国南北两方的闭关自守却会改变世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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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是在促使作者写作本书的那些著作——特别是斯当东、巴罗、赫脱南的著作里盖有藏书章的那位恰尔托雷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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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中国皇帝名义统治蒙古的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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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派遣到藩部——西藏、蒙古——土王身边的高级官员，执掌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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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八十四章 阿美士德——被驱逐的使团（1816年—1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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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12月，马戛尔尼在一封未公开的信里曾对他的使团作过乐观的结论：使团“使英国商人摆脱了一位丑恶贪婪的总督的专制统治，让他们受到另一位真诚友好的总督的保护……它为两国的友谊、为互相协商与直接接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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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触”从长远看难道不是使中国人认识错误的最好方法吗？1795年2月，当荷兰人愤怒地离开北京时，马戛尔尼建议派乔治·斯当东爵士为驻华公使。不幸的是乔治爵士瘫痪了，这计划无法实现。不久乔治爵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接过了火炬，并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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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英国听从了钱德明神父的意见，设法同天朝保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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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乾隆的最后一份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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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12月底，“锡伦彻斯特”号在黄埔停泊。船上装着许多礼品和信件：有国王给皇上的，有马戛尔尼给总督的，有东印度公司给海关监督的。但英国人不走运：总督已不是长麟，他拒收给他前任的信件和礼品；海关监督回答自己无权同外国人商谈。1793年秋天在位的人，在信件来往的时间里就已离开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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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给皇上的信却一直送到了北京。乾隆在1796年2月初写了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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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抚有万国，琛赆来庭，不贵其物，惟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伸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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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又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承认英国人没有损及中国的利益，但又强调这对战争的结局没有影响——中国并不需要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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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曾接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今尔国王表文内，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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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老皇上所签发的最后一份诏书：他第二天就按1794年秋天在一份庄严的诏书里所宣布的那样逊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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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岁正届六十年……朕则春秋二十有五，始即位诞膺大宝，迄今八旬开四，康强逢吉，五代同堂……朕于感荷之余，弥深兢业……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上天垂象，理修省……日月薄蚀，缠度本属有定。数千百年后皆可推算而得……但元旦上元，适值日月亏蚀，实为昊穹示儆之景……明年元旦……不御殿，不受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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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迷信：在中国的舞台上换了演员。但他们演的还是同一出戏。而对蛮族来说，在这出戏里也有一个下跪的角色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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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是乾隆十五子，他仪表出众，性情温顺，所以博得了父皇的欢心。但从乾隆禅位至1799年老皇上驾崩，他只是表面上得到了值得炫耀的权力。是否从这时起嘉庆就对礼节有了一种病态的爱好呢？或这只是因为缺乏权威而使用的保护自己的武器呢？宫廷生活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狂热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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