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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最富有的英国“私商”查顿（后来设在香港，现在设在百慕大和新加坡的世界最大的一家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往北去试试运气。他的沿海船速度快，武器好，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隐蔽的小湾里直接出售毒品，他找到了新的顾主。销售额迅速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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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访华后40年，仍是外国的惟一对话者的两广总督在1833年质问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并提出了……人权问题：“我在本国禁烟，为何让奸商趋利而害我国民？”这样，这位文官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英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如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读了都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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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御使袁玉麟给道光的奏折中流露了这种不安：“自天朝之始，当未遭此大患。此毒毁民理智，损其肌肤；如蠹之伤我心腑毁我家园。”刘鄂则写道：“我吃烟的朋友很多，如求他上瘾吃的一个也没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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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失败之处，走私者却成功了。说他们走私，这只是表面现象。英国在支持他们。当然不是全国；为了国家的名誉，部分舆论表示了异议：“一些人躺着，神色颓唐，脸上露出一丝傻笑。”回答则是：英国商业实行的最高社会准则：个人努力、自由经营；而鸦片则是它的关键。这足以使人停止谈论所有顾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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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十分谨慎的广州遴选委员会竟这样写：“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两个使团的失败会强烈地促使我们懂得通过谈判在中国得不到什么东西。”战争就成了以其他方式表现的外交的继续：“中国老百姓受到官吏的压迫，苛捐杂税的盘剥，甚至会赞成用武力的方式来消灭束缚贸易的官僚制度。商务开放就意味着中央王国的灭亡。”外国可按中国人的利益发动对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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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人被濒于灭亡还死要面子的龙的要求激怒了，他们把毒品交易、争取自由的战斗、国家荣誉混为一谈，发动了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来反对满清帝国的最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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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侵害了中国的文明：由它激起的这场战争会让中国人相信西方人不是蛮族吗？鸦片使中国人沉睡：以它名义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否会把中国人唤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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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角逐前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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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胡夏米船长负有秘密任务清查马戛尔尼使团在1793年至1794年间观察的中国海防情况是否有效。一群作战用的帆船突然包围了“阿美士德”号三桅战舰，战舰把这些帆船都赶跑了。英国海军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艘商船进口。”胡夏米也发现“最好的港口——厦门、宁波——也总是只受到微不足道的炮的掩护，根本无法阻止敌人接近”。中国人的军事组织并未改变，海上入侵对他们来说仍是不可思议的事。皇帝有着10万满人组成的大军用来粉碎内部叛乱。沿海只有当地民兵和一些小堡垒：只够击退海盗的窜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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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伦敦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任命了一名驻广州的英国商务“总监”，并向两广总督派了一名驻广州的外交代表，好像马戛尔尼没有遭到拒绝而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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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尔勋爵在1834年7月抵达广州，他的国书未被接受，并得到撤往澳门的命令。他拒绝了，总督让人封锁英国人。内皮尔开了枪。最后他只得往澳门避难，后得疟疾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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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更坚信西方人是些长驻的人质和“纸老虎”。英国人开始理解马戛尔尼说的“如果忍耐失败的话”，没有一个像样的战争机制“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马戛尔尼是对的。然而还是准备再忍耐一下，要派第三个使团去北京。这次由托马斯·斯当东率领。后者表示反对，因为英国将会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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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贸易继续进行。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使广州的公行不知所措。它告知说：“如果夷人私人经商，怎样才能控制贸易呢？”西方式的个人负责的逻辑——有着1000个头的自由——使中国人大为惊讶。这些同一躯体的脑袋如何对付55间独立的商行和2000名英国的季节性的商人呢？独一无二的公行应该让位于谁也指挥不着并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买办中间商了。这样，英国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对中国的资本家也有利。乾隆十分害怕的“奸商”人数大增，占了显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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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拒绝同西方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是否就会使一场侵略对抗不可避免了呢？而在对抗中帝国将被粉碎，中国将被瓜分，因为死死地纠缠于礼节，他是否就成了使王朝垮台和国家没落的千古罪人呢？马戛尔尼正确地预言了整个19世纪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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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已从满清人统治强制他们所处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复活了。一次轻微的撞击会在火石上溅出火星并把反抗的烈火燃烧到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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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总是以强国其实它已没有强盛的国力自居且态度傲慢的中央帝国，英国已越来越不耐烦。英国人的活力无法发挥，中国十分虚弱还要毫不妥协，双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战争总是通过寻找属于先验范围的正当理由来合法化的。对中国人来说，已达到的完美是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可臻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并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领域。他们越来往，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伤害对方的不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互相撞击，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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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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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加速了撞击。1836年，中国的贸易收支第一次出现了赤字；中国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三都用于毒品。翰林院学士在1837年揭露了“岁漏银千万两，荼毒国人益众”。湖广总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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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同国家一样受到了威胁。儒家念念不忘的“治”更加重了对社会解体的忧患。御使袁玉麟还说：“百姓若仍沉湎于毒物，则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皇家水师的韩将军私运鸦片，从中提成(1)。广州各大商行原先不愿插手这非法交易，这时也沉溺于这类买卖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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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主义者”把鸦片视为“邪教”，它“毁我中华”并“把其降为蛮夷之列”。在他们的号召下，另外一些中国人则提出了“政治的”理由：禁烟只是空想；真正的问题所在是银源外流；所以应该对进口鸦片课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或者内地种烟。面对无法控制的毒品入侵，中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就像今日席卷美国的这场辩论一样。不同的是现代的贩毒不再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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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无所适从，在1836年5月让讨论此事。“道德主义者”占了上风。1837年，广东巡抚逮捕了2000名零售商，关闭了所有的烟馆。有名的文人林则徐是“道德主义”派的信徒，他说过这段惊人的话：“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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