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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第一次莫斯科会议宣告结束。这次大会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协商解决分歧之先河，这在斯大林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很满意。这次莫斯科会议可以说是中苏友好达到了顶峰。然而短短一年之后，两党的蜜月期就结束了，中苏关系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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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议结束到1958年中期的一段时间，中苏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动。中国完全赞成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支持赫鲁晓夫建立“卢布区”，与“美元区”对抗的思想；应邀派代表参加经互会成员国会议；同意苏共中央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立场，参与苏共发起的批南运动等。正是在这样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及团结统一的背景下，苏联向中国提出了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引起了中苏关系中的第一场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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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21日晚九十点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紧急拜见毛泽东，我奉命赶赴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做翻译工作。尤金说，他回国休假返回北京前，赫鲁晓夫委托他向毛泽东转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几点意见，其中一个是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我把这段话翻译完后，毛泽东诧异地发出了“啊”的一声，接着问道：“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我们原想叫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没有想过要跟你们一起搞合作社，搞什么共同舰队。是不是只有搞合作社你们才干，不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干呢？毛泽东这里所讲的搞合作社，指的是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订立新的中苏条约时，斯大林强加给中国的四个合营公司。毛泽东把这些合营公司叫做“合作社”。尤金说，没有决定，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毛泽东说，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确。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我们？也就是说，你们强迫我们搞合作社，是不是这样？尤金说，他感觉到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不过他又说，他们只是提议，还需要两国共同商定。毛泽东最后说，今天这个问题不做决定，明天再谈。尤金走后，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半天没说话。次日，毛泽东在接见尤金前，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游泳池开会。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撤销海军提出的请苏联帮助建造核潜艇的请求。同尤金的第二次谈话开始后，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谈了三个多小时，加上我翻译的时间，整个谈话持续了五个小时。谈话过程中气氛紧张，尤金满脸通红，不断擦汗，再三解释，也说不清楚到底赫鲁晓夫是不是要搞共同舰队。毛泽东对尤金说，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直接谈，或者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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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决定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7月31日下午，赫鲁晓夫乘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当日，毛泽东就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李越然和我担任翻译。不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所料，赫鲁晓夫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尤金身上，说尤金没有正确地理解自己的意思，苏共中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从来没有考虑过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8月1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进行第二次会谈前，突然对李越然说：“小阎不怕洋人，你是不是有些顾虑？”我们顿时紧张起来。我连忙对毛泽东说：“小李翻得很好，准确，流畅，理直气壮。”随后，我提醒李越然，在翻译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相互称呼时，毛泽东说“你”“赫鲁晓夫”，我们就直接照译，不要译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就是不要称呼他的名字和父名。一般情况下，用对方的名字和父名来称呼，是表示亲切和尊重，这在双方争执的情况下是不合适的。对这次会谈中，有一段话我记得比较清楚，毛泽东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赫鲁晓夫听后面无表情，他对此怎么想的不得而知。翌日和8月3日，毛泽东又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两次会谈。最后，双方签署并发表了两党会谈公报。公报指出：中苏两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就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8月4日，赫鲁晓夫结束访华，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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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这次访华并没有使中苏关系恢复旧好。相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地吵架，面对面地抗衡，虽然在赫鲁晓夫矢口否认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并把责任推给尤金的情况下，裂痕最终表面上得以弥合，会谈公报上再次大字书写“完全一致”，但是实际上中苏关系从此迈过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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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不久，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这一举措使赫鲁晓夫火冒三丈，认为毛泽东在半个多月前的会晤中对此事只字不提，口口声声说是“以苏联为首”，却对这样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简直是要把苏联拖下水！为了搞清楚中国炮击金门的意图，赫鲁晓夫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于9月6日来华了解情况。我作为翻译参加了当日下午周恩来与葛罗米柯的会见，以及当晚毛泽东对葛罗米柯的接见。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既不是要解放台湾，也不是马上要在金门、马祖登陆，我们就是要打击国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的气焰，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毛泽东则对葛罗米柯说，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这点请告诉赫鲁晓夫。这样，赫鲁晓夫在摸清了中国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后，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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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金门进一步增强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猜疑和不信任感，同中国保持距离以至分道扬镳的决心日趋坚定。面对中国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赫鲁晓夫由不赞成的“沉默”，转向公开的批评和指责。由此，赫鲁晓夫被划入反对总路线的反对派的行列，毛泽东一再表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是怀疑的。这一点成了中苏分歧日趋公开化的重要因素，中苏关系从1958年起，开始走向不和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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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跃进”运动，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设想的刺激下，赫鲁晓夫不甘心成为“落在后头的共产主义者”，着手搞了一个苏联版的“洋跃进”计划。1959年1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审议这个1959年至1965年的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我和赵仲元、李越然等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共代表团出发的前夕，1959年1月23日傍晚，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突然打来电话，说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中共中央领导，转交苏共中央的信件。当晚8时，邓小平、杨尚昆接见了安东诺夫，我和朱瑞真担任翻译。安东诺夫递交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打算在即将召开的二十一大上修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信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发展了、壮大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用这种提法在当前已经不能充分地反映客观的事态。”邓小平当场明确表示不赞成取消这个提法。当天夜间12时，杨尚昆给毛泽东读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这一情况进行了讨论。24日下午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向苏方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说：在现在条件下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赞成，《莫斯科宣言》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以苏联为首，这是自觉的，莫斯科会议也写进去了，这个武器不能取消，否则就等于把“刀子”交给别人，让他们搞我们。第二天下午，赫鲁晓夫同周恩来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告诉周恩来：苏共中央已考虑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对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有关词句做了修改。但他仍然认为“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造成困难，改变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团结群众同敌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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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而只是对此做了委婉的说明。赫鲁晓夫进一步解释说：“必须着重指出，不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实际上，苏联共产党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党。苏联也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国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等的、自主的，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胜利负有责任。”引起中共代表团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谈的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理论问题，听起来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对此，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员研究后决定，在向苏共二十一大的致词中，有针对性地正面阐述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运动，以及争取15至20年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会上，尽管赫鲁晓夫十分清楚周恩来致词中的部分内容是对他报告中的有关认识的反驳，仍然与周恩来热烈握手，互相拥抱。双方实际已貌合神离，只是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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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内政，开创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先例，它只能加剧分歧，破坏团结。毛泽东对此则没有理会，仍然强调以团结的大局为重。他在2月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指头不同，其他九个指头是相同的。因此，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影射，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但现在不要说。苏共二十一大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双方的关系还是比较平静的，似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在忙于处理各自的“大跃进”，暂时无暇过问彼此的纷争。但是，新的不和的种子毕竟由此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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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给毛泽东写信之后，会议从纠正“左”的错误转向为“反右”，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升级，发展到更加错误的阶段。在“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以及全党开展“反右”斗争的严峻政治气氛中，新中国迎来了10周年国庆。在苏联，9月10日，针对这年夏秋爆发的中印边界冲突，塔斯社发表了实际上偏袒印度的声明；赫鲁晓夫则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于9月15日开始访问美国，苏美双方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赫鲁晓夫志得意满，自以为“开辟了苏美关系的新纪元”“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成为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和平缔造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应邀访华，并参加新中国10周年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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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晚，为招待前来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和国内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了5000多人的盛大宴会。赫鲁晓夫发表讲话，他在赞扬中国十年来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后，开始影射攻击中国炮击金门及在中印边界上对印度的反击等行动。他说：“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样强大，就应该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这样干的人。”对于赫鲁晓夫的种种表现，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是憋了一肚子的气。10月2日，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会谈。李越然负责翻译中国领导人的发言，我负责翻译赫鲁晓夫等人的发言。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美关系、台海局势、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双方发言坦率，争论十分激烈，可以说是大伤感情。以至于赫鲁晓夫委屈地表示：你们一方面说要“以苏联为首”，另一方面却一句话都不让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平等呢？我们不想有什么“为首”的党，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别的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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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会谈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试图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改善苏美关系。由于中国方面强硬的抵制态度，他的企图没有得逞。为此，赫鲁晓夫一气之下，以苏联国内有急事为由取消去外地参观的计划，于10月4日早提前回国了。事后我们了解到，赫鲁晓夫没有飞回莫斯科，而是去了海参崴，然后又去了新西伯利亚。他并没有什么“急事”要处理，实际上是“摔门”离开中国，给中国人以极大的侮辱。4日送走赫鲁晓夫后，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会议做出结论，认为我们目前应采取以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应看到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14日，毛泽东在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时，对中苏领导人的这次会谈进行了评说。他谈道：上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中苏之间不要因为一个指头的分歧，影响了九个指头的团结。中国党还是强调中苏两党、两国要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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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的强硬态度则耿耿于怀。他10月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访华归来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国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31日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把中国领导人比作托洛茨基，中国的对外政策比作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政策。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指责中国领导人开始骄傲起来。18日，又授意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所做的访华报告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了严厉指责。虽然这个报告最后说到，苏中友谊对于苏中两党两国、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来说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苏共有义务竭尽全力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克服苏中关系中出现的困难，但不幸的是，赫鲁晓夫一步一步地把中苏关系推向了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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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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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作为观察员率团出席会议，我当时是随团翻译。在这次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当着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时苏共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给中共中央发出“口头通知”，全面攻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这是从1958年夏天中苏闹不和之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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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1月13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苏联将单方面采取大规模裁军的行动。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持。在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康生的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贯破坏普遍裁军，不会放弃军备竞赛政策。因此，争取普遍裁军，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特别是讲话稿中声明：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家关系中一直对中国采取排斥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国的正式参加及其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有任何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国内发言的时间、有什么改动，国内再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这个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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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开始时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当日，康生在会上做了发言。康生讲话中的上述声明，实际惹恼了赫鲁晓夫。于是，在苏联政府于当晚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两杯酒后开始骂人，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他说：“有人讲以苏联为首，以赫鲁晓夫为首，为的是看着他犯错误，然后批评他”。“‘为首’顶个屁用，等于一个公共痰盂，谁都往里面吐痰”。“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能以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竟然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说：“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老套鞋，只能把它放到墙角去。”他还声称：“过去我们是站在一条腿上，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是站在两条腿上，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更为严重的是，苏共中央领导人在2月5日会见中国观察员代表团时，对康生在会上的发言表示不满后，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全面攻击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说中共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中印边境事件，搞冒险主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指责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发言违背苏中双方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康生等人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康生并几次讲道：“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样，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的讲话。这就违背了会议开始时做出的规定，引起赫鲁晓夫更大的不满。在后来的中苏两党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多次抓住这一点攻击中共，说康生向帝国主义出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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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会议认为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三篇文章就是这年4月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根据毛泽东关于“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的指示，这三篇文章集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指定由我们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它们译成俄文，对外发表。与此同时，苏方也发表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接着，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都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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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指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会议强调，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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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我们反对苏共把它的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工联等国际组织，把这些组织作为它的外交工具。6月2日，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到达北京。当天，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即与格里申进行了会谈，我担任翻译。刘宁一谈了中国方面对世界工联这次会议文件的看法，我当时的感觉是，他谈得不系统，虽然提出不少问题，但都没有展开说。会谈气氛紧张。会谈结束后，刘宁一对我说，小平同志看了会谈记录后打电话给他说：“你怎么谈得那样乱，是不是喝醉了？”4日，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团长、国家主席列希和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部部长贝利绍娃，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由我做翻译。刘少奇在会谈中介绍了中苏两党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贝利绍娃回到宾馆后立即跑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苏方汇报，说刘少奇在挑拨阿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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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幕的当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出面邀请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17个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工人党员代表共40多人，共进晚餐，饭后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座谈会。邓小平发言，他原准备讲五个问题，但讲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后，因身体不适离场，刘少奇宣布休息，并商定请彭真接着发言。当刘少奇宣布继续开会时，格里申大声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中国同志要干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对苏共的指责。其他国家的工会代表也多跟着格里申站在会场里，不肯入座。这样僵持了20多分钟后，座谈会不了了之。有鉴于此，中方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便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根据这一方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时发表讲话说：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则在8日的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中共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观点，明确表明了与会议决议草案不同的认识。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最后，会议在通过了一个妥协的决议后闭幕。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会里会外的活动都涉及对苏共观点的批评，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运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在获悉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事件后，决定召开国际共运会议，“声讨”中共的“反苏分裂活动、宗派活动”。可以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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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至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其间，讨论了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和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晤的问题。毛泽东说，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组织对我们的围攻。6月17日下午，参加罗党三大的中共代表团在团长彭真的率领下先期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我作为翻译随团前往。会谈中，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共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问题涉及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时代等当代国际问题，双百方针、总路线和“大跃进”等中国内政问题，以及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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