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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金门进一步增强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猜疑和不信任感，同中国保持距离以至分道扬镳的决心日趋坚定。面对中国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赫鲁晓夫由不赞成的“沉默”，转向公开的批评和指责。由此，赫鲁晓夫被划入反对总路线的反对派的行列，毛泽东一再表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是怀疑的。这一点成了中苏分歧日趋公开化的重要因素，中苏关系从1958年起，开始走向不和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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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跃进”运动，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设想的刺激下，赫鲁晓夫不甘心成为“落在后头的共产主义者”，着手搞了一个苏联版的“洋跃进”计划。1959年1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审议这个1959年至1965年的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我和赵仲元、李越然等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共代表团出发的前夕，1959年1月23日傍晚，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突然打来电话，说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中共中央领导，转交苏共中央的信件。当晚8时，邓小平、杨尚昆接见了安东诺夫，我和朱瑞真担任翻译。安东诺夫递交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打算在即将召开的二十一大上修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信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发展了、壮大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用这种提法在当前已经不能充分地反映客观的事态。”邓小平当场明确表示不赞成取消这个提法。当天夜间12时，杨尚昆给毛泽东读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这一情况进行了讨论。24日下午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向苏方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说：在现在条件下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赞成，《莫斯科宣言》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以苏联为首，这是自觉的，莫斯科会议也写进去了，这个武器不能取消，否则就等于把“刀子”交给别人，让他们搞我们。第二天下午，赫鲁晓夫同周恩来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告诉周恩来：苏共中央已考虑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对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有关词句做了修改。但他仍然认为“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造成困难，改变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团结群众同敌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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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而只是对此做了委婉的说明。赫鲁晓夫进一步解释说：“必须着重指出，不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实际上，苏联共产党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党。苏联也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国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等的、自主的，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胜利负有责任。”引起中共代表团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谈的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理论问题，听起来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对此，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员研究后决定，在向苏共二十一大的致词中，有针对性地正面阐述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运动，以及争取15至20年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会上，尽管赫鲁晓夫十分清楚周恩来致词中的部分内容是对他报告中的有关认识的反驳，仍然与周恩来热烈握手，互相拥抱。双方实际已貌合神离，只是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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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内政，开创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先例，它只能加剧分歧，破坏团结。毛泽东对此则没有理会，仍然强调以团结的大局为重。他在2月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指头不同，其他九个指头是相同的。因此，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影射，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但现在不要说。苏共二十一大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双方的关系还是比较平静的，似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在忙于处理各自的“大跃进”，暂时无暇过问彼此的纷争。但是，新的不和的种子毕竟由此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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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给毛泽东写信之后，会议从纠正“左”的错误转向为“反右”，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升级，发展到更加错误的阶段。在“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以及全党开展“反右”斗争的严峻政治气氛中，新中国迎来了10周年国庆。在苏联，9月10日，针对这年夏秋爆发的中印边界冲突，塔斯社发表了实际上偏袒印度的声明；赫鲁晓夫则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于9月15日开始访问美国，苏美双方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赫鲁晓夫志得意满，自以为“开辟了苏美关系的新纪元”“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成为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和平缔造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应邀访华，并参加新中国10周年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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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晚，为招待前来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和国内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了5000多人的盛大宴会。赫鲁晓夫发表讲话，他在赞扬中国十年来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后，开始影射攻击中国炮击金门及在中印边界上对印度的反击等行动。他说：“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样强大，就应该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这样干的人。”对于赫鲁晓夫的种种表现，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是憋了一肚子的气。10月2日，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会谈。李越然负责翻译中国领导人的发言，我负责翻译赫鲁晓夫等人的发言。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美关系、台海局势、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双方发言坦率，争论十分激烈，可以说是大伤感情。以至于赫鲁晓夫委屈地表示：你们一方面说要“以苏联为首”，另一方面却一句话都不让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平等呢？我们不想有什么“为首”的党，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别的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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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会谈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试图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改善苏美关系。由于中国方面强硬的抵制态度，他的企图没有得逞。为此，赫鲁晓夫一气之下，以苏联国内有急事为由取消去外地参观的计划，于10月4日早提前回国了。事后我们了解到，赫鲁晓夫没有飞回莫斯科，而是去了海参崴，然后又去了新西伯利亚。他并没有什么“急事”要处理，实际上是“摔门”离开中国，给中国人以极大的侮辱。4日送走赫鲁晓夫后，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会议做出结论，认为我们目前应采取以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应看到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14日，毛泽东在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时，对中苏领导人的这次会谈进行了评说。他谈道：上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中苏之间不要因为一个指头的分歧，影响了九个指头的团结。中国党还是强调中苏两党、两国要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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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的强硬态度则耿耿于怀。他10月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访华归来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国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31日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把中国领导人比作托洛茨基，中国的对外政策比作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政策。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指责中国领导人开始骄傲起来。18日，又授意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所做的访华报告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了严厉指责。虽然这个报告最后说到，苏中友谊对于苏中两党两国、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来说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苏共有义务竭尽全力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克服苏中关系中出现的困难，但不幸的是，赫鲁晓夫一步一步地把中苏关系推向了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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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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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作为观察员率团出席会议，我当时是随团翻译。在这次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当着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时苏共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给中共中央发出“口头通知”，全面攻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这是从1958年夏天中苏闹不和之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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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1月13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苏联将单方面采取大规模裁军的行动。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持。在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康生的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贯破坏普遍裁军，不会放弃军备竞赛政策。因此，争取普遍裁军，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特别是讲话稿中声明：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家关系中一直对中国采取排斥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国的正式参加及其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有任何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国内发言的时间、有什么改动，国内再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这个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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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开始时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当日，康生在会上做了发言。康生讲话中的上述声明，实际惹恼了赫鲁晓夫。于是，在苏联政府于当晚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两杯酒后开始骂人，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他说：“有人讲以苏联为首，以赫鲁晓夫为首，为的是看着他犯错误，然后批评他”。“‘为首’顶个屁用，等于一个公共痰盂，谁都往里面吐痰”。“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能以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竟然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说：“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老套鞋，只能把它放到墙角去。”他还声称：“过去我们是站在一条腿上，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是站在两条腿上，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更为严重的是，苏共中央领导人在2月5日会见中国观察员代表团时，对康生在会上的发言表示不满后，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全面攻击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说中共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中印边境事件，搞冒险主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指责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发言违背苏中双方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康生等人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康生并几次讲道：“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样，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的讲话。这就违背了会议开始时做出的规定，引起赫鲁晓夫更大的不满。在后来的中苏两党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多次抓住这一点攻击中共，说康生向帝国主义出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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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会议认为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三篇文章就是这年4月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根据毛泽东关于“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的指示，这三篇文章集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指定由我们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它们译成俄文，对外发表。与此同时，苏方也发表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接着，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都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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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指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会议强调，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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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我们反对苏共把它的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工联等国际组织，把这些组织作为它的外交工具。6月2日，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到达北京。当天，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即与格里申进行了会谈，我担任翻译。刘宁一谈了中国方面对世界工联这次会议文件的看法，我当时的感觉是，他谈得不系统，虽然提出不少问题，但都没有展开说。会谈气氛紧张。会谈结束后，刘宁一对我说，小平同志看了会谈记录后打电话给他说：“你怎么谈得那样乱，是不是喝醉了？”4日，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团长、国家主席列希和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部部长贝利绍娃，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由我做翻译。刘少奇在会谈中介绍了中苏两党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贝利绍娃回到宾馆后立即跑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苏方汇报，说刘少奇在挑拨阿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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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幕的当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出面邀请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17个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工人党员代表共40多人，共进晚餐，饭后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座谈会。邓小平发言，他原准备讲五个问题，但讲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后，因身体不适离场，刘少奇宣布休息，并商定请彭真接着发言。当刘少奇宣布继续开会时，格里申大声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中国同志要干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对苏共的指责。其他国家的工会代表也多跟着格里申站在会场里，不肯入座。这样僵持了20多分钟后，座谈会不了了之。有鉴于此，中方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便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根据这一方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时发表讲话说：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则在8日的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中共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观点，明确表明了与会议决议草案不同的认识。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最后，会议在通过了一个妥协的决议后闭幕。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会里会外的活动都涉及对苏共观点的批评，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运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在获悉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事件后，决定召开国际共运会议，“声讨”中共的“反苏分裂活动、宗派活动”。可以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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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至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其间，讨论了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和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晤的问题。毛泽东说，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组织对我们的围攻。6月17日下午，参加罗党三大的中共代表团在团长彭真的率领下先期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我作为翻译随团前往。会谈中，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共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问题涉及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时代等当代国际问题，双百方针、总路线和“大跃进”等中国内政问题，以及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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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发言中就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阐明了中国党的观点，逐一指出了同苏共的分歧，并说明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中国方面是同与会的共产党、工人党党员代表交换意见，是针对工联内部问题表明中共中央的观点。至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彭真表示，这是根据中国的条件来做的，并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苏共。会谈持续了八个多小时，双方争论激烈。代表团回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后当即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并说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跟我代表团争吵时，手里拿着一个打字的文件，大概有20多页，说明他是准备好的。这个情况不是好兆头，很可能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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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6月20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开幕。21日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会场上与会代表多次起立鼓掌、呼喊，为他捧场。当他说到对于这些敎条主义者，“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他们的耳朵的”这种明显影射攻击中共的话语时，在主席台就座的人士率先鼓掌的带动下，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苏共代表团还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就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事件提出指责，全面批判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22日，彭真在大会上发言，还是讲中共《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内容与赫鲁晓夫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在主席台上的人有意冷落对待彭真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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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至深夜，彭真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六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在抨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们紧紧踩着我们的脚跟，我们也将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脱离了马列主义，那就各走各的路吧”。彭真则继续阐明中共的立场，并驳斥了赫鲁晓夫的种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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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布加勒斯特会议本来是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的一次兄弟党会议，结果却突然变成了一次一部分兄弟党经过事前预谋，共同激烈地、全面地谴责中国党的会议。6月2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进行了11个小时，面对部分兄弟党代表的围攻，彭真的发言主要针对赫鲁晓夫的歪曲和诬蔑，从正面说明中国党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把同苏共的主要分歧摆到大家面前，用商量的态度请与会者考虑这些意见。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赫鲁晓夫，避免伤人过多，彭真在讲话中只对攻击中国党最恶毒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进行了回击，没有涉及其他兄弟党。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卡博公开站出来反对赫鲁晓夫在国际会议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几次发言同他争论。这成为日后苏共和中共制裁与维护阿劳党斗争的开端。会议最后讨论公报。彭真说明我代表团没有被授权签署公报，坚持要求会议给两天时间，以便得到中共中央对公报的意见。赫鲁晓夫粗暴地拒绝彭真的要求，用挨次点名的方法强迫其他十国党代表同意通过公报，并宣称公报一个字不能改。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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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擅自将会议扩大，把前来参加罗党三大的各国党的代表都拉来，举行了51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们代表团到会场时才发现，参加的不只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表。会议扩大到这个范围，事先既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我们，完全是苏共一手包办的。在2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代表发言后，彭真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避开了赫鲁晓夫设置的把中共代表团推到同其他党的代表直接争吵的陷阱。在当晚罗党中央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赫鲁晓夫故伎重演，喝了几杯酒以后站起来致辞，蛮横无理地影射攻击中国党和毛泽东，并且越说越激动，宴会的气氛十分紧张。彭真神态镇静，为了顾全大局没有予以反驳。其间，彭真在离席去中国驻罗使馆接国内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时，还嘱咐我与罗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打招呼，不要让他们说我们是为抗议赫鲁晓夫而退席的。周恩来对彭真说，他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完全支持彭真同志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无理攻击所进行的斗争。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当晚，代表团收到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书面指示，要代表团约见乔治乌-德治，表示中共中央赞成会议发一个公报，但对公报有修改意见，建议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和中共代表团的声明。26日凌晨，彭真约见了乔治乌-德治，转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我们则在接到中央发来的公报修改意见和声明后，立即着手将文件译成了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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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乔治乌-德治说，鉴于会议公报已经通过，建议不讨论中共代表团送来的7页修正草案。彭真发言表示，我们党中央授权我们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同时亲手将11份装在信封中的中共声明的中文本和俄文译本交给乔治乌-德治，请他发给所有在座的兄弟党代表团。赫鲁晓夫看完声明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散发的声明是一个反对苏共、反对我个人的文件。中国同志做得很巧妙。我代表苏共中央声明，苏共保留对它研究后提出答复的权利。直到这时赫鲁晓夫才弄明白，中共代表团要求再次召开12国党代表会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公报修正草案，而是为了发布声明，当众揭露和谴责他的老子党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而绝不屈服于他的指挥棒。最后，中国代表团指出，这三天来，会议只指责我们党，而没有讨论任何其他问题。赫鲁晓夫所有的讲话从头到尾都是反对我们党的。这一切目的何在？就是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进行反对我们党和破坏我们党的工作。三天来会议的整个进程不符合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不利于加强团结，而相反是破坏我们的团结。这样，51国党代表的会议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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