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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似乎给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共新领导人接触，试探有无改善关系的可能。我随团担任翻译工作。11月5日中国代表团离京前往莫斯科。7日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酒会。其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看见中共代表团的贺龙副总理后，即有意挑衅地说：“我们的元帅服太浮华，我喜欢战士的短袄。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而你们的是毛胡造的。”贺龙斥责他胡说，转身走向周恩来和其他苏军将领们。马利诺夫斯基跟着走过来，嘴里不住地嚷嚷着“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耍政治魔术，不要让任何毛、任何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翻译给周恩来和贺龙。周总理听了大怒，推开马利诺夫斯基，同贺龙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去。马利诺夫斯基仍在后边嚷着：“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而你们要把毛搞掉”。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要求对方道歉。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随即退出宴会厅。次日，勃列日涅夫等人到中国代表团住所拜访，就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说，他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他已经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同时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示道歉，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等等。周恩来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可以说，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严重破坏了中苏关系实现缓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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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11日和12日，周恩来等人同勃列日涅夫等人进行了三次会谈。在激烈的辩论中，米高扬终于忍耐不住，脱口而出道：“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周恩来最后发表意见说：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周恩来宣示道：苏共设想召开的兄弟党国际会议是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11月14日，周恩来率代表团飞抵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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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前后两次在北京做短暂停留。其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由我做翻译。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担任翻译。不久，苏共中央不顾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号召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团结反帝”，“一致行动”。之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揭露苏共新领导集团是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文章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翻译组参加了这篇文章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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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这封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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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月余，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22日，中办举行所谓的“揭盖子会议”，传达“五一六通知”，号召揭发我们曾经的直接领导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上一年末，杨尚昆已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副书记。12月5日，他在离开中办前同我们翻译组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由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你们的翻译任务不多了，你们要及时转向研究工作，研究苏联、研究苏共，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有待你们去研究、去探讨、去总结，研究要从做好大事记、积累材料做起。”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研究工作对我们来讲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了。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宣布成立秘书局，撤销原来的机要室、秘书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我们中办翻译组也随之不存在了。7月15日，我们这些离开中南海的人被送进中办学习班。从此，我们翻译组曾为中央领导服务过的俄文翻译，在“里通苏修”的罪名下，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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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回顾历史重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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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后，1995年夏天，我应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之请，去俄国的档案馆帮助查找小平同志20年代留学时期的资料。经俄罗斯原驻华大使罗高寿的协助，我顺利完成了这一托付。与此同时，利用这次访问莫斯科的机会，我多次拜访我的老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年苏联派驻中国政府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请他回顾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演变的过程。阿尔希波夫从保险箱里拿出三份文件：关于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苏中冲突大事记和他撰写的回忆录，对我说，内部文件他从来不带回家。而这三份文件，前两份是在他主持下起草的，后一份是他自己写的。80年代末，受当时苏共主要领导人的委托，他召集苏联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了苏联和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对未来苏中高层会谈如涉及过去冲突将做何表态的问题提出建议。这些文件即是这次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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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中冲突的原因，阿尔希波夫的文件大致是这样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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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苏联与中国在政治上互相作用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是由国内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的复杂机制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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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前期，苏中两国观点、估价和内外政策的一致，以及它们在基本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吻合，首先是因为两国的经济过程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形式和方法及其社会政治生活相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在许多方面采纳了苏联的管理制度，及其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方法与实践。尽管苏中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各有特点，但它们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实践问题的态度相同，这成了决定苏中在国际领域合作的基本和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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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同西方在政治上尖锐对抗，以及苏中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利益的一致，也促进两国加强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与联盟。中国得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和支持，所以在50年代前期，实际上是在沿着苏联对外政策的轨迹走。毫无疑问，1950年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国际方面和对于两国的合作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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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两国间虽然存在某些复杂化的因素，首先是双方政治和经济往来上的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老大哥和小兄弟”关系的状态，但总的来说，两国关系是在全面合作、互利互助的健康基础上发展的。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消除以往积累下来的不平等等令人气愤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苏中合作。苏中军事政治联盟与经济合作，成了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核心与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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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中两国间在许多对内对外政策上产生分歧和进行论战，这无疑是由一些客观因素促成的，但这些客观因素又多次为某些主观因素所加强。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些领导人的性格和特点所加强的。苏中之间分歧产生的土壤，以及并随之造成冲突的客观上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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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两国的过去历史、革命斗争性质和形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阶段不同，与此相应，两国对政治方针和措施的评价标准、领导干部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也都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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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苏中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有很大差别，由此而产生双方优先考虑的对外政策重点有很大不同。这使双方领导人在国际局势的估计、对外政策策略、军事政治措施和反帝宣传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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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截至50年代末，苏中关系总的情况是，苏联已经开始改变其对内和对外方针，而中国则受客观条件等原因的限制，仍在继续沿着先前的方向走，因而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就产生了利益、目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行动上的区别和矛盾，对立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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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苏联和中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为出现分歧提供了可能性，但绝不意味着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注定地必然要发生尖锐的政治冲突。如果当时存在一种机制和做法能够使分歧的各方经常进行平等协商，协调在国际领域的政策，尤其能够事先通报情况和协调双方拟定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动，苏中之间的冲突本来是可以防止的，或者说至少是可以缓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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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所产生的尖锐分歧，要求我们双方，尤其要求苏方，要表现出更大的沉着和耐心、更大的谨慎、更大的灵活和更大的分寸与委婉，甚至在提出和解决有争议问题时做出更大的让步，在高层次内部会谈时更多地考虑中国的特殊利益，不容许诉诸其他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它们对中国领导人施加集体压力，尤其不容许为此而利用诸如收缩经济合作，采取宣传手段和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然而，实际上一切都沿着相反的、恶劣的道路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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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后期，苏联方面对于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犯了不少策略性错误和失误。这首先表现为在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认为苏联在一切方面都是“领导”国家，而中国则是“被领导”国家。形式上，我们承认所有党都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权利，但我们却把中共同其他小得多的、政治上不够成熟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置于同一行列，忽视了中共理应有受到苏共领导特殊关照的权利，并对有必要同中共领导人经常进行平等协商和协调政策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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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和中共关系上具有腐蚀性甚至毁灭性的因素，就是由来已久的在政治上对中共领导的不信任。此种不信任也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无疑中方对于此种不信任是经常感受到的。作为“回报”，中方对于苏联领导人的不信任与疑心也就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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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谁“主动”展开公开论战，并把分歧扩大到国际论坛和报刊上，那么在这方面采取决定性步骤的，较大程度上说是苏方，而且是由尼·谢·赫鲁晓夫个人所决定或坚持的。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谢·赫鲁晓夫）总是竭力想“坚决反击”中国人的“特殊观点”与“分裂活动”，为此就先是对中国施加精神和政治压力，然后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领导人接受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形式与途径、关于国内国际政策的观念和观点。最初是在个人会见时的谈话中这样做，然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论坛上这样做，随后又通过采取外交行动和通过报刊这样做，终于展开公开论战，并日趋尖锐。结果，冲突“公开化”，引起全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认为是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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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基本上也是苏方主动。在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了苏联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而低估了中方抗拒压力的能力。客观地讲，应当指出，在最初阶段，中共和中国领导表现了相当大的克制，但随后则进行抵抗，其规模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情绪越来越激愤。这场逐渐尖锐化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使用宣传和外交手段加以克制已毫无效果，于是促使苏联领导人采用越来越“强大的杠杆”，如经济贸易的、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是军事的杠杆，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些步骤越来越扩大了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线。被日趋积极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也有被迫对冲突双方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尖锐的斗争扩大到了中国同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关系上，并且扩及世界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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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苏方用于影响中共和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健康的同志式关系的准则，因而明显是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此种方法，结果是违背了苏联的利益，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中苏两国冲突局面的尖锐化，给中国，也给苏联自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经济损失，并且引起了国际共运事实上的分裂。苏联在对中国政策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伟大卫国战争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的失败，即同苏联的主要盟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发生了冲突。这给苏联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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