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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两国的过去历史、革命斗争性质和形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阶段不同，与此相应，两国对政治方针和措施的评价标准、领导干部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也都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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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苏中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有很大差别，由此而产生双方优先考虑的对外政策重点有很大不同。这使双方领导人在国际局势的估计、对外政策策略、军事政治措施和反帝宣传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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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截至50年代末，苏中关系总的情况是，苏联已经开始改变其对内和对外方针，而中国则受客观条件等原因的限制，仍在继续沿着先前的方向走，因而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就产生了利益、目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行动上的区别和矛盾，对立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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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苏联和中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为出现分歧提供了可能性，但绝不意味着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注定地必然要发生尖锐的政治冲突。如果当时存在一种机制和做法能够使分歧的各方经常进行平等协商，协调在国际领域的政策，尤其能够事先通报情况和协调双方拟定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动，苏中之间的冲突本来是可以防止的，或者说至少是可以缓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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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所产生的尖锐分歧，要求我们双方，尤其要求苏方，要表现出更大的沉着和耐心、更大的谨慎、更大的灵活和更大的分寸与委婉，甚至在提出和解决有争议问题时做出更大的让步，在高层次内部会谈时更多地考虑中国的特殊利益，不容许诉诸其他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它们对中国领导人施加集体压力，尤其不容许为此而利用诸如收缩经济合作，采取宣传手段和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然而，实际上一切都沿着相反的、恶劣的道路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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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后期，苏联方面对于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犯了不少策略性错误和失误。这首先表现为在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认为苏联在一切方面都是“领导”国家，而中国则是“被领导”国家。形式上，我们承认所有党都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权利，但我们却把中共同其他小得多的、政治上不够成熟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置于同一行列，忽视了中共理应有受到苏共领导特殊关照的权利，并对有必要同中共领导人经常进行平等协商和协调政策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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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和中共关系上具有腐蚀性甚至毁灭性的因素，就是由来已久的在政治上对中共领导的不信任。此种不信任也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无疑中方对于此种不信任是经常感受到的。作为“回报”，中方对于苏联领导人的不信任与疑心也就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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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谁“主动”展开公开论战，并把分歧扩大到国际论坛和报刊上，那么在这方面采取决定性步骤的，较大程度上说是苏方，而且是由尼·谢·赫鲁晓夫个人所决定或坚持的。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谢·赫鲁晓夫）总是竭力想“坚决反击”中国人的“特殊观点”与“分裂活动”，为此就先是对中国施加精神和政治压力，然后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领导人接受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形式与途径、关于国内国际政策的观念和观点。最初是在个人会见时的谈话中这样做，然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论坛上这样做，随后又通过采取外交行动和通过报刊这样做，终于展开公开论战，并日趋尖锐。结果，冲突“公开化”，引起全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认为是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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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基本上也是苏方主动。在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了苏联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而低估了中方抗拒压力的能力。客观地讲，应当指出，在最初阶段，中共和中国领导表现了相当大的克制，但随后则进行抵抗，其规模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情绪越来越激愤。这场逐渐尖锐化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使用宣传和外交手段加以克制已毫无效果，于是促使苏联领导人采用越来越“强大的杠杆”，如经济贸易的、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是军事的杠杆，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些步骤越来越扩大了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线。被日趋积极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也有被迫对冲突双方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尖锐的斗争扩大到了中国同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关系上，并且扩及世界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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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苏方用于影响中共和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健康的同志式关系的准则，因而明显是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此种方法，结果是违背了苏联的利益，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中苏两国冲突局面的尖锐化，给中国，也给苏联自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经济损失，并且引起了国际共运事实上的分裂。苏联在对中国政策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伟大卫国战争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的失败，即同苏联的主要盟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发生了冲突。这给苏联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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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专家学者的上述反思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中关于苏中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和民族特性不同、国际地位有差异等分析，与我的认识基本相合。至于那场给中苏两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消极后果的大论战，邓小平在1989年5月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就已做出了结论。他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这其实就是说，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发展变化着的历史现实，论战双方虽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观点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之上，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真正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场以“空”对“空”，以“左”对“左”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不仅令中苏双方彻底撕破了脸，而且也为后来那场更具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尽管如此，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演变中，大国沙文主义与抵制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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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这两部书稿的作者沈志华和李丹慧伉俪，是我的邻居，在京时我们时常会碰面。我对他们两人做学问扎实、刻苦的作风和史学见地很称道，加上我们的父辈还有一定的渊源，就又多了一层亲近感。多年来，他们利用多国档案文献疏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把这对关系放入冷战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且注意从内政和外交互动的角度透视问题，力图最大限度地还中苏关系史以本来面目。可以说，他们的书稿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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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阿尔希波夫的文件来看，俄方在反思中更多地检讨了苏中关系走向分裂过程中苏方的错误和责任。那么我们中国学者如何做出更为符合中国实际的分析和评说，就显得尤为必要了。当然，历史学家的工作更为注重的，应该是对历史事件、历史细节，以及导致历史进程中断、折返或扭曲的深层原因的考察、探索和揭示，而不在于追究孰是孰非，谁的责任更大。重要的是把历史脉络理清楚，呈现一个真实的历史图卷，功过是非其实自在其中了。我的两个朋友志华和丹慧的书稿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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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书稿中的分析评说，我是基本赞同的。即便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也仍然肯定他们以厚重的多国原始材料为基础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客观的、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实事求是、认真严谨地治史态度。而这种方法和态度是我特别欣赏的，也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所非常需要坚持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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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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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文章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1963年第1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1963年第3、4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美国共产党声明》（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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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至九评的题目和发表时间分别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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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中苏关系历史演变的新诠释（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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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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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欣喜之情阅读了沈志华、李丹慧教授合力推出的两卷本新著，其内容是关于中苏同盟形成与破裂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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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中苏关系曾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不仅在新中国建立、中苏结为同盟时如此，即使在两国矛盾凸显、同盟走向破裂、终至发生边境武装冲突时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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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无论是好是坏，其非同一般的双边关系之处在于：中苏关系的演变对中国的发展，无论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同时，中苏关系的演变又牵动着整个国际格局，对战后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理，对冷战的加剧、转型和终结，亦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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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儿时经历了中苏关系的蜜月，少年时为批判“苏修”的“九评”所震撼，青年时为珍宝岛的反击战而热血沸腾，不惑之年又经历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苏联解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岁月留痕。作为这一代人中从事历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我们对中苏关系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总觉得这段历史中还有太多的神话和迷雾有待我们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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