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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书稿中的分析评说，我是基本赞同的。即便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也仍然肯定他们以厚重的多国原始材料为基础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客观的、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实事求是、认真严谨地治史态度。而这种方法和态度是我特别欣赏的，也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所非常需要坚持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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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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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文章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1963年第1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1963年第3、4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美国共产党声明》（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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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至九评的题目和发表时间分别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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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中苏关系历史演变的新诠释（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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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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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欣喜之情阅读了沈志华、李丹慧教授合力推出的两卷本新著，其内容是关于中苏同盟形成与破裂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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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中苏关系曾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不仅在新中国建立、中苏结为同盟时如此，即使在两国矛盾凸显、同盟走向破裂、终至发生边境武装冲突时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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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无论是好是坏，其非同一般的双边关系之处在于：中苏关系的演变对中国的发展，无论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同时，中苏关系的演变又牵动着整个国际格局，对战后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理，对冷战的加剧、转型和终结，亦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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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儿时经历了中苏关系的蜜月，少年时为批判“苏修”的“九评”所震撼，青年时为珍宝岛的反击战而热血沸腾，不惑之年又经历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苏联解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岁月留痕。作为这一代人中从事历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我们对中苏关系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总觉得这段历史中还有太多的神话和迷雾有待我们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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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使得国际史学界掀起了研究冷战史的热潮，中苏关系自是其中的炙手可热的题目。前苏联档案的公开、中国相关史料的披露，加上先前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这一切为开展这方面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也迅速起步并日益深入。现在，中国学术界取得的成果已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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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可以说已形成了一个团队，沈志华教授可谓其中的先行者与佼佼者。他是最早开始并长期致力于系统收集和整理苏联档案，特别是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关系档案的学者，且无私地将自己辛劳所获提供给学界同仁使用。在专题研究方面，他也取得了优异成果。他关于朝鲜战争的专著、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专著以及关于中苏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论文和其他著作，不仅获得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也引起外国同行的重视并得到好评。沈教授能取得如此成果，与他有一位亲密的合作者分不开，他的夫人李丹慧教授同他比翼齐飞，也是中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位出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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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的形成与破裂，无疑是中苏关系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已为数不少。然而，与以往的著作相比，我以为沈志华与李丹慧的新著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引用的史料来源丰富且极为扎实；二是对这段历史所涉及的诸多重大事件的过程，特别是对其中一些关键细节做了重新考证，厘清了许多史实，并有不少新的发现；三是以开阔的视野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作了新的诠释，书中既有对全球冷战史进程的观照，又有对中苏双方，特别是中国内政与外交相互作用的探究，还有对中苏关系特殊结构的分析。可以说，这部两卷本著作是沈、李两位教授多年研究心得和成果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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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部新著的出版对冷战史研究、对中苏关系史研究都是一个推进，值得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一阅。学无止境。对如此重要、如此复杂的一段历史，仍有待更多的探讨，有待更多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参与其中。一部史书记载的是过去，但它的末端总联系着现实，给予我们启迪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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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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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导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档案文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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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历史，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政治学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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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直到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处于冷战或受其影响的状态中。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从世界政治格局或国际关系形态看，冷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包含着两次重大变化，或可称之为“转型”。总的说来，1947年春夏至1949年底是冷战的初期，其范围限于欧洲，而内容则是以美苏之间的对抗为核心；1950年初至1960年代末是冷战的中期，其范围扩展到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而资本主义阵营则构造了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包围圈，同时，双方争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角力也开始升温；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是冷战的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国退出原来意义上的冷战，而美苏争夺则在缓和对话与军备竞赛中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苏联败北，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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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仔细地观察便可发现，冷战的这两次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第一次转型是由于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同盟形成并联手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第二次转型则在于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两国领导人决心分道扬镳，中国甚至试图联合或借助美国对抗苏联。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国际格局或形态，冷战的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是同步的，中苏同盟的兴衰是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现象之一，而中苏同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冷战的结局。原因在于，中苏关系是战后整个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冷战时期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这一现象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中苏同盟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瓦解的？看似强大而牢固的中苏同盟为何只存在了短短几年？昨天还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国怎么会突然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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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方式结束，还引起人们对另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苏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兴起以后，首先是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朝鲜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中国和越南、古巴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主动投入社会主义阵营。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这些国家都仿照苏联模式确定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分化的结果，导致阵营内部各国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1948年，南斯拉夫第一个被苏联革除“教门”，走上了对内实现工人自治、对外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独立发展道路。1956年波匈事件表明了东欧诸国对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苏联道路的怀疑和反叛。1960年代中期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宣布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试验后，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也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而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则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剧变，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实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最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也仿效东欧各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中苏关系的破裂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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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回答同盟理论的问题，还是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回答发展道路的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历史事实。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表明，人们过去对中苏关系史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和舛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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