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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中苏关系历史演变的新诠释（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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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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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欣喜之情阅读了沈志华、李丹慧教授合力推出的两卷本新著，其内容是关于中苏同盟形成与破裂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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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中苏关系曾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不仅在新中国建立、中苏结为同盟时如此，即使在两国矛盾凸显、同盟走向破裂、终至发生边境武装冲突时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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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无论是好是坏，其非同一般的双边关系之处在于：中苏关系的演变对中国的发展，无论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同时，中苏关系的演变又牵动着整个国际格局，对战后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理，对冷战的加剧、转型和终结，亦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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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儿时经历了中苏关系的蜜月，少年时为批判“苏修”的“九评”所震撼，青年时为珍宝岛的反击战而热血沸腾，不惑之年又经历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苏联解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岁月留痕。作为这一代人中从事历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我们对中苏关系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总觉得这段历史中还有太多的神话和迷雾有待我们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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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使得国际史学界掀起了研究冷战史的热潮，中苏关系自是其中的炙手可热的题目。前苏联档案的公开、中国相关史料的披露，加上先前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这一切为开展这方面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也迅速起步并日益深入。现在，中国学术界取得的成果已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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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可以说已形成了一个团队，沈志华教授可谓其中的先行者与佼佼者。他是最早开始并长期致力于系统收集和整理苏联档案，特别是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关系档案的学者，且无私地将自己辛劳所获提供给学界同仁使用。在专题研究方面，他也取得了优异成果。他关于朝鲜战争的专著、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专著以及关于中苏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论文和其他著作，不仅获得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也引起外国同行的重视并得到好评。沈教授能取得如此成果，与他有一位亲密的合作者分不开，他的夫人李丹慧教授同他比翼齐飞，也是中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位出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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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的形成与破裂，无疑是中苏关系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已为数不少。然而，与以往的著作相比，我以为沈志华与李丹慧的新著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引用的史料来源丰富且极为扎实；二是对这段历史所涉及的诸多重大事件的过程，特别是对其中一些关键细节做了重新考证，厘清了许多史实，并有不少新的发现；三是以开阔的视野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作了新的诠释，书中既有对全球冷战史进程的观照，又有对中苏双方，特别是中国内政与外交相互作用的探究，还有对中苏关系特殊结构的分析。可以说，这部两卷本著作是沈、李两位教授多年研究心得和成果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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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部新著的出版对冷战史研究、对中苏关系史研究都是一个推进，值得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一阅。学无止境。对如此重要、如此复杂的一段历史，仍有待更多的探讨，有待更多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参与其中。一部史书记载的是过去，但它的末端总联系着现实，给予我们启迪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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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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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导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档案文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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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历史，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政治学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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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直到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处于冷战或受其影响的状态中。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从世界政治格局或国际关系形态看，冷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包含着两次重大变化，或可称之为“转型”。总的说来，1947年春夏至1949年底是冷战的初期，其范围限于欧洲，而内容则是以美苏之间的对抗为核心；1950年初至1960年代末是冷战的中期，其范围扩展到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而资本主义阵营则构造了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包围圈，同时，双方争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角力也开始升温；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是冷战的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国退出原来意义上的冷战，而美苏争夺则在缓和对话与军备竞赛中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苏联败北，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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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仔细地观察便可发现，冷战的这两次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第一次转型是由于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同盟形成并联手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第二次转型则在于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两国领导人决心分道扬镳，中国甚至试图联合或借助美国对抗苏联。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国际格局或形态，冷战的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是同步的，中苏同盟的兴衰是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现象之一，而中苏同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冷战的结局。原因在于，中苏关系是战后整个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冷战时期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这一现象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中苏同盟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瓦解的？看似强大而牢固的中苏同盟为何只存在了短短几年？昨天还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国怎么会突然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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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方式结束，还引起人们对另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苏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兴起以后，首先是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朝鲜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中国和越南、古巴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主动投入社会主义阵营。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这些国家都仿照苏联模式确定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分化的结果，导致阵营内部各国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1948年，南斯拉夫第一个被苏联革除“教门”，走上了对内实现工人自治、对外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独立发展道路。1956年波匈事件表明了东欧诸国对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苏联道路的怀疑和反叛。1960年代中期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宣布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试验后，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也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而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则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剧变，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实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最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也仿效东欧各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中苏关系的破裂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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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回答同盟理论的问题，还是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回答发展道路的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历史事实。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表明，人们过去对中苏关系史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和舛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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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形成、发展和破裂的历史过程，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早在1960年代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开始对此著书立说。[1]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地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研究成果不胜枚举。[2]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先天性缺陷。从苏联和中国方面来说，学术性研究还谈不上，即使有个别著作出现，囿于意识形态的偏向，也不过是相互指责对方，为己方的政策辩护而已。[3]至于西方学者，其局限性则在于看不到相关的档案文献。对于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研究者只能依据报刊上的公开资料去推理和猜测。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文献长期封存，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无法为一般学者所利用，这是阻碍历史研究开展的最主要原因。及至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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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一现象曾被认为是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革命”，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4]不过，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俄国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国档案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的俄国档案主要有三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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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俄国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这些档案文件多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备忘录、电报及相关机构的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46～1948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函电 [5]，[6]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和谈的往来电报，[7]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的报告，[8]有关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文件，[9]有关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文件，[10]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往来电报，[11]1951～1957年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12]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3]以及1962～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时的有关文件。[14]这批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公布者的主观色彩。如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利用其在俄国的特殊地位，经常在各种刊物披露经他本人挑选的档案，同时发表自己对这些文件的解读。这种挑选和解读往往表现了披露者个人的主观意识，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15]当然，指出这种缺陷并非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16]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仍属唯一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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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俄国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有些内容涉及中苏关系，如有关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文件；[17]有些本身就是以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为主题的。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第四卷第二册，2004年又编辑出版了第五卷（两册），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18]其中有关中苏领导人接触的50份最新文件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19]此外，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2002年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20]2007年出版了1964年苏共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及其他文献，[21]2003～2008年分三卷出版了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22]其中有不少文件是有关中国或中共问题的。显然，这些档案对于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最后，2009年和2010年，远东所又编辑出版了两卷文献集《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全部是涉及中苏关系的苏联文件资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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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俄国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是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国历史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此外，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也收藏了大量俄国档案。1993年，笔者放弃生意、返回学术界时，听到这一消息，便倡议立即开始收集俄国档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王忍之的支持下，笔者与夫人李丹慧及闻一、薛衔天、杨建国等中国学者曾在稍晚时候数次前往俄国和美国，专程收集俄国解密档案。由于俄国在档案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固有弊端，以及相关政策变幻莫测，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利用时松时紧，所以在那里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把握机会极为不易。[24]从档案收集的结果和国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情况看，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文件主要收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25]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26]俄罗斯现代史料保管和研究中心，[27]当代文献保管中心，[28]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29]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件虽然显得分散凌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在此基础上，笔者带领博士生已将这些散件档案的原文复印件按照专题整理成册，以便中国学者使用。[30]其中，一些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文件已经译成中文在各专业杂志陆续发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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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国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曾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除却神秘的色彩。二十几年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的努力下，中国确实出版了不少档案文献集，[32]利用档案文献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33]并在国际学界得到广泛传播。[34]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讲座教授陈兼在其成名作《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首先大量使用了中国的档案文献。[35]但时过多年人们发现，中国的档案制度却几乎停留在原地，没有实质性改进。中央一级或相关部门的档案馆，普通的中国学者难以问津，外国学者更是望“洋”兴叹。[36]各种档案文献集的出版固然为学者提供了方便，却也存在着很多弊病。凡编撰者公布的档案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有些甚至在发表时未经标注而进行了删节。其操作标准不得而知，但至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彼者看来无关紧要的文件，却是此者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37]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多数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不公平的，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献编辑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例如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不仅收入的文件数量很大，而且内容也比较完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者的注释，里面包含了大量相关的档案文件和信息。当然，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是，这两部文献集中收入了400余件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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