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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63 第三，俄国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是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国历史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此外，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也收藏了大量俄国档案。1993年，笔者放弃生意、返回学术界时，听到这一消息，便倡议立即开始收集俄国档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王忍之的支持下，笔者与夫人李丹慧及闻一、薛衔天、杨建国等中国学者曾在稍晚时候数次前往俄国和美国，专程收集俄国解密档案。由于俄国在档案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固有弊端，以及相关政策变幻莫测，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利用时松时紧，所以在那里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把握机会极为不易。[24]从档案收集的结果和国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情况看，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文件主要收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25]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26]俄罗斯现代史料保管和研究中心，[27]当代文献保管中心，[28]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29]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件虽然显得分散凌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在此基础上，笔者带领博士生已将这些散件档案的原文复印件按照专题整理成册，以便中国学者使用。[30]其中，一些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文件已经译成中文在各专业杂志陆续发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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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65 与俄国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曾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除却神秘的色彩。二十几年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的努力下，中国确实出版了不少档案文献集，[32]利用档案文献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33]并在国际学界得到广泛传播。[34]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讲座教授陈兼在其成名作《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首先大量使用了中国的档案文献。[35]但时过多年人们发现，中国的档案制度却几乎停留在原地，没有实质性改进。中央一级或相关部门的档案馆，普通的中国学者难以问津，外国学者更是望“洋”兴叹。[36]各种档案文献集的出版固然为学者提供了方便，却也存在着很多弊病。凡编撰者公布的档案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有些甚至在发表时未经标注而进行了删节。其操作标准不得而知，但至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彼者看来无关紧要的文件，却是此者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37]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多数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不公平的，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献编辑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例如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不仅收入的文件数量很大，而且内容也比较完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者的注释，里面包含了大量相关的档案文件和信息。当然，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是，这两部文献集中收入了400余件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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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67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五年的准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终于在2004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了，第一批解密的档案文件约万余件，时限为1949年至1955年。随后又解密两批，时限推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数量也有大幅度增加。其中，涉及中苏关系，包括苏联专家问题的档案数量尤其令人瞩目。笔者曾推荐许多国外学者去那里查阅档案，有的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目前开放的档案层次较低，特别是缺乏有关外交决策过程的文件。殊不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目前迈出的虽然还只是一小步，但这对于推动中国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开放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国家部委一级档案的首次对外开放，不是在文化部门、经济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而是在最具敏感性的外交部门，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笔者希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不仅外交部档案的解密范围会不断扩大，还会有更多的国家部委档案对公众开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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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69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出发点，因此研究者重视国家级档案的公布和利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说，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中国推进缓慢，而研究者又不能守株待兔。于是，查阅和利用中国地方档案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地方档案，包括了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从管理制度上讲，学者（包括国外学者）查阅这些地方档案相对容易一些。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使用中国的地方档案，旅美华人学者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捷足先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张曙光在研究美国实行对华经济封锁问题时，发掘出大量上海市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材料，而美国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 at Montgomery）的翟强教授在讨论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时，也使用了江苏省的档案，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40]在地方档案中，固然缺少有关决策方面的史料，但作为中央一级档案材料的补充，却有大量决策的结果（下发文件和传达报告），以及决策后各地贯彻执行情况的材料。笔者和丹慧曾自费到新疆、内蒙古、包头、黑龙江、吉林、长春、辽宁、大连、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档案馆查阅档案，收获颇丰。最近几年，中国历史学界利用地方档案研究中苏关系的成果也开始出现，如对中苏友好协会、苏联军队占领和驻留旅大地区时期的中苏关系、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实习生等专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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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1 应该注意到，最近几年，在中国专业刊物上发表的中苏关系档案也日渐增多，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共党史资料》。据笔者统计，1999～2010年，该刊已经陆续刊登了13组有关中苏经济关系或在华苏联专家的中国原始档案。这些文件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系列的缺憾，对于人们观察中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期间扑朔迷离的中苏经济关系，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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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3 除了档案文献，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以及对他们的访谈记录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在中苏关系的历史研究中，这种私人文件和史料显得尤为重要。[41]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档案文献不足：（1）中国和俄国的档案制度尚不健全，公布的档案缺乏系统性、连贯性；[42]（2）中苏关系问题对于双方来说都还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很多重要文件不予解密；[43]（3）按照斯大林的规定，在与国外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会谈时，只能由苏联人做记录，而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或扩大常委会时，一般是不允许做记录的。此外，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分两种，一是详细的速记记录，二是非常简单的工作记录，目前公布的大多是工作记录。所以，即使看到了有关的档案文件，常常亦不知所云。口述或回忆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同时，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感受对“现场”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44]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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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5 所幸的是，作为中苏关系历史变化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双方都出版了不少的日记和回忆录。苏联方面最重要的有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45]外交部长谢皮洛夫，[46]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47]外交部远东司及驻华使馆官员贾丕才，[48]费德林、[49]列多夫斯基、[50]魏列夏金、[51]顾达寿[52]以及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干部科瓦廖夫、[53]拉赫马宁、[54]科瓦利、[55]叶利扎维金[56]等。中国方面主要有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57]李越然、[58]阎明复，[59]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60]驻苏大使刘晓，[61]外交部部长黄华[62]以及时任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63]等。除阅读这些私人文件外，笔者和丹慧也曾对一些重要的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收获颇丰的直接采访，中方的有：李越然，1950年代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俄文翻译，曾长期为毛泽东做翻译；阎明复，1950～1960年代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彭真担任俄语翻译；韩光，苏军占领时期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柴成文，朝鲜战争期间任驻朝中方联络人，参与停战谈判，后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王伟，苏联占领时期任中共大连市港务局党委书记；欧阳惠，曾任驻旅大苏军指挥部机关报《实话报》中国部副部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机关报《中苏友好报》总编室主任；孟戈非，时任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与苏联核物理专家交往甚密；朱庭光，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宣传处处长，参加了中共中央与苏共论战的写作班子；以及前几任驻苏大使李凤林、王荩卿等。苏方的有：齐赫文斯基（曾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列多夫斯基（1950年代初任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后在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库利克（曾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及罗高寿（长期在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和苏联驻华使馆担任翻译，1992年出任俄罗斯驻华大使）。他们对往事的回忆都是了解中苏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为本书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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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7 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冷战史领域研究的热点。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东方历史学会的前身）、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6个国家近30名学者。会议上，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开启了冷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的历程。会后，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在这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分别以英文和中文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64]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成立后，特别关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并于2007年和2009年再次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合作，先后召开了两次专题国际研讨会。这两次会议都集中了世界各国研究中苏关系史前沿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并充分利用已经解密的档案文献，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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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9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学者充分利用档案文献考察中苏关系的专著也陆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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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1 在俄国，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苏共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以往苏联政策进行辩护的。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66]在专题性著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中苏边界问题，[67]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68]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总体来看，俄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有青黄不接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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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3 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详尽讨论，[69]旅美华人学者张曙光、在加拿大教书的丹麦学者吕德量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的俄国学者拉琴科从不同的角度集中研究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70]美国学者陈兼讲述毛泽东的对外政策，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政策，但主要落脚点都是中苏关系。[71]此外，笔者还看到两部很有意思的未刊英文书稿。马薏莉不仅发掘出有关中国早期革命的俄国档案，而且广泛利用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对伊万诺娃国际儿童院的实地考察，讲述了中共领导人及其子女在苏联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从而对中国革命如何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李滨则利用大量俄国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档案材料，讨论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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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5 此期，中国学者关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充分关注，除大量的学术论文外，综合性论著有杨奎松、薛衔天、沈志华和李丹慧的著作，[73]还有一些涉及科学技术、教育、经济、苏联专家和朝鲜战争的专著。[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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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7 从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俄国学者特别是较年轻学者（离开俄国者除外）的研究成果很少，即使是那些老一辈学者的论文，也多是以披露档案文献为主。[75]中国的相关论文虽然很多，但其中具有学术价值，即能够利用已经解密的档案文献，以新的视角进行考察并提出新观点或作品所占比例不大。[76]以英文发表的论文——包括西方学者和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则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广泛，很值得参阅。[77]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看，随着研究者兴趣向文化、教育、文艺、社会等领域的转移，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这些方面的成果也开始涌现出来。在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冷战与中苏关系”会议上，各国学者提交的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出目前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领域正在迅速扩大。这一点，从会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0辑（2010年冬季号）发表的几篇论文的题目便可看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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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9 不过还得承认，也正是因为受到档案解密的限制，中苏关系史研究，即使在政治、外交方面，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仍然令研究者感到困惑。例如，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目前尚未看到，这里涉及两个重大问题：其一，两国领导人是怎样谈起中国研制原子弹的问题的？这关系到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起源问题，而当事人的回忆录有不同的说法；其二，毛泽东是怎样提起向苏联输出劳动力，究竟是毛泽东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要求的，最初协议规定的人数又是多少？这关系到后来终止中国向苏联远东地区派遣劳工协议的原因问题，而赫鲁晓夫的回忆、俄国学者的说法与中国省市档案的记录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79]其他还有很多，如1957年7～9月，赫鲁晓夫同意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时，苏共中央有关会议讨论情况；1959年5～6月彭德怀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话内容，尤其是涉及两国军事领域合作的问题；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和原子弹样品前内部讨论的情况；[80]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工作专家前内部讨论的情况；等等。所以，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不断地开放和披露，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必定还会有重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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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9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苏关系史乃至整个冷战国际史研究至今取得的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1990年代初开始的那场“档案革命”，其次才是学者的努力。不过，纵观冷战结束后国内外研究中苏关系历史的学术成果，尚无一部综合使用双边档案文献，全面而系统地讲述中苏同盟从兴起到衰亡全过程的专著。笔者和丹慧有意做这样的尝试。在我们看来，由于过去历史叙述存在的诸多舛误和片面性，由于大量新的档案文献的披露，史学研究者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历史的过程梳理清楚。否则，其他一切讨论和分析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十几年的研究中，我们时刻注意收集、整理中俄双方陆续解密和公布的相关档案文献，并以冷战格局的发展变化为背景，逐一考察中苏同盟兴衰过程中的主要事件和问题，同时探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81]我们在共同研究中的分工是：笔者探讨中苏同盟起源、建立和发展，直到中苏分歧出现的过程，时间跨度是1945～1959年；丹慧探讨中苏分歧公开化、中苏同盟走向分裂，直到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过程，时间跨度是1960～1973年。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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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93 第一、二章讨论1945～1949年中苏同盟形成的背景和建立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并没有相互结合和依赖的意向，斯大林要实现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必须依靠蒋介石的合作，而毛泽东欲在中国为共产党谋得一席之地，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斯大林劝说中共与国民党和谈，并进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有意利用天时地利依靠武力壮大共产党的实力；苏联为保证其特殊利益而在东北问题上左右逢源，中共依靠苏联的帮助在东北和华北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背水一战，在国共内战中逐步取得优势，斯大林担心中共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引起美国介入，对扩大援助中共犹豫不决；毛泽东急于前往莫斯科争取苏共的理解和支持，斯大林出于种种顾虑谨慎地回避直接与毛泽东会面，在中共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有意出面斡旋国共和谈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取得积极成果，中共中央一再表明追随莫斯科的政治立场和各项方针政策；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收获颇丰，斯大林全面满足中共的各种要求，毛泽东则公开宣布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既定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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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95 第三章讲述1949年底1950年初中苏同盟条约谈判中双方的利益冲突及其结果。苏联第一个表示承认新中国，但斯大林有意回避重新讨论中苏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为维护中共的威信和地位，坚持必须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被迫同意中国的主张；莫斯科为维持1945年条约的基本内容，精心设计了中苏同盟新条约及其协定，毛泽东推翻苏联关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协定，让周恩来重新起草新协定，提出中国至迟在两年内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迫于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担心美国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做出重大让步，按照中国的主张处理中苏之间的利益关系；苏方在中苏后期外交谈判中斤斤计较，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苛刻条件，斯大林则独辟蹊径，把目光投向朝鲜半岛，寻找能够保证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安全战略继续实施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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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97 第四章讲述中苏同盟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巩固和发展。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在整体上对稳定苏联的东方战线以及中共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具有保证作用，但是双方谈判的经历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内心都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同时对于中共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也间接地起到了阻碍作用；斯大林为了重新取得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决定改变以往同毛泽东商定的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主意，转而支持金日成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方案，毛泽东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朝鲜战争初期，毛泽东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并多次表示中国愿意出兵，以尽快取得胜利，结束在朝鲜的意外战争，而斯大林则希望朝鲜在莫斯科的援助下单独完成这次军事行动，以保证苏联对朝鲜的控制，因而对毛泽东的暗示和金日成的请求置若罔闻；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速逆转，斯大林不得不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派志愿军赴朝与美军作战；在苏联一再退缩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做出的最后决定感动了斯大林，也使莫斯科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苏联不仅派出空军参战，对中国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军事战略方面与中国保持了高度的协调和统一，中苏同盟在战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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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99 第五、六、七、八章全面讲述1954～1957中苏关系处于最亲密、最友好的“蜜月”时期的情况。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全面发展中苏关系，大力增加对华援助，退出股份公司，归还旅顺基地，毛泽东则在中国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由于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以及苏联专家的积极作用，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并为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方针，引发了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使毛泽东和中共感到轻松愉快，同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波又令毛泽东担忧，中共感到有责任帮助苏共；中共八大提出一套新思路和新路线，开始以苏为鉴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吹响了与苏共二十大的政治双重奏；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极大震动，赫鲁晓夫焦头烂额，急需中共协助处理东欧问题；毛泽东为解决波兰危机提出批判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原则，中共支持了波兰的独立立场，而认为匈牙利发生的市民武装暴动到后期已属反革命事件，坚决要求苏联进行军事镇压；赫鲁晓夫面对波匈事件的强烈余波一筹莫展，周恩来应邀帮助莫斯科，在苏、波、匈三国展开穿梭外交，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影响和地位空前提高；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后，苏共希望再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毛泽东则主张开会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六月事件后公开表明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投桃报李，决定突破以往的禁区，向中国提供核援助；世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两党在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在会议上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但也弹奏出一些不和谐的旋律；中苏同盟在其发展至最高潮时开始显露分歧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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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601 第九、十章分析1958～1959年中苏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出现的分歧。在莫斯科会议后的半年中，中苏继续努力发展相互之间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团结合作，但双方的分歧已悄然发生；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既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追求，也反映出中共在经济领域赶超苏联的急迫心情，苏联的经验、技术和苏联专家的意见在中国狂热的群众运动受到冷漠；莫斯科对“大跃进”从热情支持转向谨慎反对，对人民公社则始终保持沉默，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毛泽东，特别是庐山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讲话授人以柄，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和一切怀疑、反对人民公社的人宣战；苏联为实现中苏军事合作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及苏联潜艇舰队停靠中国港口的建议，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严厉斥责苏联大使，赫鲁晓夫被迫秘密赶赴北京，登门解释；毛泽东借题发挥，公开赫鲁晓夫的行程，并劝说赫鲁晓夫签署中苏联合公报，随后即下令解放军炮击金门，从而引发了远东危机；在美国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并威胁北京的立场后，苏联不得不发表声明为中国大陆提供核保护伞，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之间对国际局势认识和应对的分歧，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举动既不满又担心，随即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中国镇压西藏叛乱的做法引起印度的反对和不安，中印边界纠纷随之而起，莫斯科不满中国的强硬立场，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中立立场；中共认为苏联参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毛泽东尤其对赫鲁晓夫在此期间的访美活动不以为然，中苏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发生激烈争吵，双方的感情均受到伤害。此后，中苏分歧公开，双边关系渐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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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603 本书在考察和梳理1945～1959年中苏同盟的起源、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贯穿了这样一种思路或解释框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关系，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其内部运行的政治准则有着某种特殊性，而中苏关系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相比，又有某种特殊性，即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暗中较劲。找到这两个特殊性，也就找到了理解和解释中苏关系历史的钥匙。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笔者针对此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讨论，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看法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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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605 （1）在战后美苏关系从合作走向冷战的过程中，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在中国的争斗，呈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与人们的想象和成见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与苏共之间既没有结盟的愿望，也没有结盟的行动。毛泽东开始曾设想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后来，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蒋介石的反苏倾向，迫使斯大林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特别是在美苏之间冷战态势逐步形成的背景下，这三国四方相互关系的格局才固定下来。因此，中国内战的爆发并非美苏冷战的结果，也不能说冷战是在亚洲首先出现的。不过，冷战格局的出现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确实存在很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中苏同盟和美蒋同盟都是他们在最后关头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由此还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并非中苏结盟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把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作为工具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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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607 （2）在史学界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所谓“失去机会”讨论，在此前参与讨论的美国和中国学者，虽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美关系的表象及其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视了一个对于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同样发挥重要影响的因素，即中共对美国的立场和态度的转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事实上，当1944～1946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尚未确定，毛泽东一度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的时候，的确存在一个美国与中共交好并发展关系的“机会”，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这个机会失去了。到1949年，中共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斯大林开始对中共采取积极的立场，毛泽东也越来越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中苏之间建立新的同盟关系（即中共与苏联的同盟）的趋势逐步显现。由于中共的倾向性立场和政策已经确定，并长期在党内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此时此地美国决策者内部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采取怎样的措施，也无法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了，所以到1949年根本就不存在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和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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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609 （3）中苏同盟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是与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斯大林决心发动战争并非是认为有了强大的中国盟友（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根本谈不上强大）以及他们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其实斯大林在本质上并不承认中国经验的普遍性），就可以在亚洲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了。恰恰相反，笔者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得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就是他选中的目标。恰在此时，白宫表明了朝鲜半岛不在美国远东防御线之内的立场，加之金日成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除却了斯大林内心的最大忌惮，至少使他感到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所以，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中苏之间合作的前景，而是在同盟建立中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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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611 （4）如何解释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万分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派兵入朝作战的动机，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笔者的看法是，毛泽东的考虑不同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从中国的边境安全和一般理解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出兵能够保证边境安全的前提是出战必胜，否则作战的结果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加不安全的因素，而一般中国领导人反对出兵的理由恰恰是认为与美国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眼光早已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他考虑的是亚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况且他对朝鲜前途和亚洲革命还负有直接的责任。至于国家利益，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革命政权，否则这个国家对于他就没有意义，而当时能够保证中共革命政权的就是中苏同盟，就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极度不满和不信任，这一点或许别人没有看出来，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尽管内心对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时绑架中国的做法十分不满，但是在苏联和朝鲜需要中国出兵时，无论军事上成败如何，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毛泽东都不得不遵从斯大林的旨意出兵朝鲜。惟其如此，莫斯科和中苏同盟条约才能保证中共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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