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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章讨论1945～1949年中苏同盟形成的背景和建立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并没有相互结合和依赖的意向，斯大林要实现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必须依靠蒋介石的合作，而毛泽东欲在中国为共产党谋得一席之地，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斯大林劝说中共与国民党和谈，并进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有意利用天时地利依靠武力壮大共产党的实力；苏联为保证其特殊利益而在东北问题上左右逢源，中共依靠苏联的帮助在东北和华北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背水一战，在国共内战中逐步取得优势，斯大林担心中共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引起美国介入，对扩大援助中共犹豫不决；毛泽东急于前往莫斯科争取苏共的理解和支持，斯大林出于种种顾虑谨慎地回避直接与毛泽东会面，在中共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有意出面斡旋国共和谈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取得积极成果，中共中央一再表明追随莫斯科的政治立场和各项方针政策；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收获颇丰，斯大林全面满足中共的各种要求，毛泽东则公开宣布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既定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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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讲述1949年底1950年初中苏同盟条约谈判中双方的利益冲突及其结果。苏联第一个表示承认新中国，但斯大林有意回避重新讨论中苏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为维护中共的威信和地位，坚持必须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被迫同意中国的主张；莫斯科为维持1945年条约的基本内容，精心设计了中苏同盟新条约及其协定，毛泽东推翻苏联关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协定，让周恩来重新起草新协定，提出中国至迟在两年内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迫于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担心美国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做出重大让步，按照中国的主张处理中苏之间的利益关系；苏方在中苏后期外交谈判中斤斤计较，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苛刻条件，斯大林则独辟蹊径，把目光投向朝鲜半岛，寻找能够保证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安全战略继续实施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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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讲述中苏同盟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巩固和发展。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在整体上对稳定苏联的东方战线以及中共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具有保证作用，但是双方谈判的经历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内心都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同时对于中共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也间接地起到了阻碍作用；斯大林为了重新取得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决定改变以往同毛泽东商定的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主意，转而支持金日成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方案，毛泽东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朝鲜战争初期，毛泽东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并多次表示中国愿意出兵，以尽快取得胜利，结束在朝鲜的意外战争，而斯大林则希望朝鲜在莫斯科的援助下单独完成这次军事行动，以保证苏联对朝鲜的控制，因而对毛泽东的暗示和金日成的请求置若罔闻；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速逆转，斯大林不得不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派志愿军赴朝与美军作战；在苏联一再退缩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做出的最后决定感动了斯大林，也使莫斯科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苏联不仅派出空军参战，对中国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军事战略方面与中国保持了高度的协调和统一，中苏同盟在战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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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七、八章全面讲述1954～1957中苏关系处于最亲密、最友好的“蜜月”时期的情况。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全面发展中苏关系，大力增加对华援助，退出股份公司，归还旅顺基地，毛泽东则在中国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由于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以及苏联专家的积极作用，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并为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方针，引发了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使毛泽东和中共感到轻松愉快，同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波又令毛泽东担忧，中共感到有责任帮助苏共；中共八大提出一套新思路和新路线，开始以苏为鉴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吹响了与苏共二十大的政治双重奏；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极大震动，赫鲁晓夫焦头烂额，急需中共协助处理东欧问题；毛泽东为解决波兰危机提出批判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原则，中共支持了波兰的独立立场，而认为匈牙利发生的市民武装暴动到后期已属反革命事件，坚决要求苏联进行军事镇压；赫鲁晓夫面对波匈事件的强烈余波一筹莫展，周恩来应邀帮助莫斯科，在苏、波、匈三国展开穿梭外交，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影响和地位空前提高；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后，苏共希望再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毛泽东则主张开会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六月事件后公开表明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投桃报李，决定突破以往的禁区，向中国提供核援助；世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两党在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在会议上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但也弹奏出一些不和谐的旋律；中苏同盟在其发展至最高潮时开始显露分歧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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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章分析1958～1959年中苏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出现的分歧。在莫斯科会议后的半年中，中苏继续努力发展相互之间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团结合作，但双方的分歧已悄然发生；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既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追求，也反映出中共在经济领域赶超苏联的急迫心情，苏联的经验、技术和苏联专家的意见在中国狂热的群众运动受到冷漠；莫斯科对“大跃进”从热情支持转向谨慎反对，对人民公社则始终保持沉默，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毛泽东，特别是庐山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讲话授人以柄，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和一切怀疑、反对人民公社的人宣战；苏联为实现中苏军事合作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及苏联潜艇舰队停靠中国港口的建议，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严厉斥责苏联大使，赫鲁晓夫被迫秘密赶赴北京，登门解释；毛泽东借题发挥，公开赫鲁晓夫的行程，并劝说赫鲁晓夫签署中苏联合公报，随后即下令解放军炮击金门，从而引发了远东危机；在美国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并威胁北京的立场后，苏联不得不发表声明为中国大陆提供核保护伞，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之间对国际局势认识和应对的分歧，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举动既不满又担心，随即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中国镇压西藏叛乱的做法引起印度的反对和不安，中印边界纠纷随之而起，莫斯科不满中国的强硬立场，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中立立场；中共认为苏联参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毛泽东尤其对赫鲁晓夫在此期间的访美活动不以为然，中苏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发生激烈争吵，双方的感情均受到伤害。此后，中苏分歧公开，双边关系渐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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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考察和梳理1945～1959年中苏同盟的起源、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贯穿了这样一种思路或解释框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关系，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其内部运行的政治准则有着某种特殊性，而中苏关系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相比，又有某种特殊性，即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暗中较劲。找到这两个特殊性，也就找到了理解和解释中苏关系历史的钥匙。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笔者针对此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讨论，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看法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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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战后美苏关系从合作走向冷战的过程中，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在中国的争斗，呈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与人们的想象和成见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与苏共之间既没有结盟的愿望，也没有结盟的行动。毛泽东开始曾设想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后来，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蒋介石的反苏倾向，迫使斯大林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特别是在美苏之间冷战态势逐步形成的背景下，这三国四方相互关系的格局才固定下来。因此，中国内战的爆发并非美苏冷战的结果，也不能说冷战是在亚洲首先出现的。不过，冷战格局的出现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确实存在很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中苏同盟和美蒋同盟都是他们在最后关头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由此还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并非中苏结盟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把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作为工具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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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史学界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所谓“失去机会”讨论，在此前参与讨论的美国和中国学者，虽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美关系的表象及其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视了一个对于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同样发挥重要影响的因素，即中共对美国的立场和态度的转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事实上，当1944～1946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尚未确定，毛泽东一度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的时候，的确存在一个美国与中共交好并发展关系的“机会”，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这个机会失去了。到1949年，中共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斯大林开始对中共采取积极的立场，毛泽东也越来越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中苏之间建立新的同盟关系（即中共与苏联的同盟）的趋势逐步显现。由于中共的倾向性立场和政策已经确定，并长期在党内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此时此地美国决策者内部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采取怎样的措施，也无法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了，所以到1949年根本就不存在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和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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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苏同盟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是与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斯大林决心发动战争并非是认为有了强大的中国盟友（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根本谈不上强大）以及他们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其实斯大林在本质上并不承认中国经验的普遍性），就可以在亚洲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了。恰恰相反，笔者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得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就是他选中的目标。恰在此时，白宫表明了朝鲜半岛不在美国远东防御线之内的立场，加之金日成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除却了斯大林内心的最大忌惮，至少使他感到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所以，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中苏之间合作的前景，而是在同盟建立中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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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解释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万分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派兵入朝作战的动机，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笔者的看法是，毛泽东的考虑不同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从中国的边境安全和一般理解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出兵能够保证边境安全的前提是出战必胜，否则作战的结果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加不安全的因素，而一般中国领导人反对出兵的理由恰恰是认为与美国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眼光早已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他考虑的是亚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况且他对朝鲜前途和亚洲革命还负有直接的责任。至于国家利益，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革命政权，否则这个国家对于他就没有意义，而当时能够保证中共革命政权的就是中苏同盟，就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极度不满和不信任，这一点或许别人没有看出来，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尽管内心对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时绑架中国的做法十分不满，但是在苏联和朝鲜需要中国出兵时，无论军事上成败如何，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毛泽东都不得不遵从斯大林的旨意出兵朝鲜。惟其如此，莫斯科和中苏同盟条约才能保证中共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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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同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推动力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因自身在党内地位不稳，能力又有限，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毛泽东面对战争硝烟散去后经济发展的难题，也不得不依赖苏共，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于是，中苏同盟在内部急迫的相互需求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个阶段，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夺取政权之前中共只是单面接受苏共的援助不同，此时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共在波匈事件和苏共六月事件中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稳定苏共党内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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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以往人们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苏共二十大并非中苏同盟破裂的起点，相反，在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寻求和平方面，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方针路线完全是一致的。至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和欢迎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搬掉了长期压在中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但同时中共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这毕竟“捅了娄子”，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思想混乱。所以，毛泽东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支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不愿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个人崇拜。中共中央的态度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则为日后毛泽东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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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57年莫斯科会议对于中苏关系的意义，长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笔者的考察，不仅厘清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方式从建立国际机构向举办国际会议的转变过程，而且指出了这次会议在中苏同盟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意义：《莫斯科宣言》是中苏两党政治合作的经典之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已经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一党独大变成了中苏两党平起平坐、共同指挥。中苏关系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达到了最高峰，而中苏之间的分歧也由此发端。引起苏共和东欧各党不满的主要有两点，即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的傲慢态度，以及对世界大战和核战争前景的“耸人听闻”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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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逻辑上讲，中苏同盟的破裂首先是因为双方之间出现了分歧，但是这种分歧最初并不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而是反映在1958～1959年中苏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不合。苏共对中共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心存不满和疑虑，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而中共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做法则令莫斯科十分恼怒，特别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和美苏缓和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分歧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当毛泽东和中共处于政治上升期，并对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时，这种分歧是无法弥合的，其结果必将导致同盟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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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作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苏两党，事实上并无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只是在对内对外政策发生分歧时，双方根据各自的历史经验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强调马列主义经典的某一方面，试图以马列主义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由此而发生了所谓的“原则”之争。在这一争执中，双方均不能做出让步，因为这关系到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社会主义阵营以谁为领袖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理论观点的分歧只是政策方针分歧的表现，而且这种分歧是与中苏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尽管双方都意识到中苏同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都明白中苏分裂的后果必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路线和方向由谁来主导。当问题发展到这一步时，已经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正像他们当初对于结盟的选择一样，中苏两党面临分歧日益加重的困境时，放弃同盟似乎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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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回答的问题是，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和内在逻辑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知道，同盟破裂只能导致两败俱伤，而得益的却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但中苏关系最终还是出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显然，中苏关系的这种发展状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绝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人们就很难用目前通行于西方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去解释这种现象，而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中去寻找问题的症结。在20世纪40～70年代，中苏关系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正常、不成熟的状态。在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处理阵营内部的对外关系时，都存在着以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国家关系的现象。从根本上讲，这里有一个结构性问题。而在这种结构失衡的国家关系中，由于中苏两党和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又加入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因素。所以，中苏同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便成为必然结果。这就是笔者在结语中思考和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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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R.L.Garthoff，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London，1966；C.J.Zablocki（ed.），Sino-Soviet Rivalry：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New York，1966；R.A.Rupen and R.Farrell（eds.），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1967；M.Halperin（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1967；W.C.Jr.Clemens，The 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Stanford，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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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稍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询Sino-Soviet一词，出现的相关论著会令人目不暇接。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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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共中央两位官员的化名著作：Οрисов О.Б.，Колосков Б.Т.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Москва：Издатплыство《Мысль》，1980。中译本见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三联书店，1982。鲍里索夫即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О.Б.罗满宁，科洛斯夫则是苏共中央国际部处长Б.Т.库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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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俄国档案开放和利用情况的介绍，参见Mark Kramer，“Archival Research in Moscow：Progress and Pitfall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Issue 3，Fall 1993，pp.18-39；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36～149页；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第140期，2000年，第200～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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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0 ноября 1947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1，№5，с.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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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Мясников В.С.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прежнему остаестся сложным，Письм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В.Сталину，1946 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4，с.4-13；Ледовский А.М.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с.117-122；Ледовский А.М.Еще раз о телеграмм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В.Сталину о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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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4-5，с.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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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Ледовский А.М.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с.96-111；№3，с.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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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Ледовский А.М.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с.66-83；№5，с.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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