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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战后美苏关系从合作走向冷战的过程中，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在中国的争斗，呈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与人们的想象和成见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与苏共之间既没有结盟的愿望，也没有结盟的行动。毛泽东开始曾设想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后来，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蒋介石的反苏倾向，迫使斯大林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特别是在美苏之间冷战态势逐步形成的背景下，这三国四方相互关系的格局才固定下来。因此，中国内战的爆发并非美苏冷战的结果，也不能说冷战是在亚洲首先出现的。不过，冷战格局的出现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确实存在很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中苏同盟和美蒋同盟都是他们在最后关头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由此还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并非中苏结盟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把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作为工具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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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史学界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所谓“失去机会”讨论，在此前参与讨论的美国和中国学者，虽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美关系的表象及其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视了一个对于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同样发挥重要影响的因素，即中共对美国的立场和态度的转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事实上，当1944～1946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尚未确定，毛泽东一度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的时候，的确存在一个美国与中共交好并发展关系的“机会”，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这个机会失去了。到1949年，中共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斯大林开始对中共采取积极的立场，毛泽东也越来越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中苏之间建立新的同盟关系（即中共与苏联的同盟）的趋势逐步显现。由于中共的倾向性立场和政策已经确定，并长期在党内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此时此地美国决策者内部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采取怎样的措施，也无法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了，所以到1949年根本就不存在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和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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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苏同盟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是与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斯大林决心发动战争并非是认为有了强大的中国盟友（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根本谈不上强大）以及他们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其实斯大林在本质上并不承认中国经验的普遍性），就可以在亚洲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了。恰恰相反，笔者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得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就是他选中的目标。恰在此时，白宫表明了朝鲜半岛不在美国远东防御线之内的立场，加之金日成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除却了斯大林内心的最大忌惮，至少使他感到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所以，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中苏之间合作的前景，而是在同盟建立中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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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解释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万分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派兵入朝作战的动机，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笔者的看法是，毛泽东的考虑不同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从中国的边境安全和一般理解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出兵能够保证边境安全的前提是出战必胜，否则作战的结果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加不安全的因素，而一般中国领导人反对出兵的理由恰恰是认为与美国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眼光早已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他考虑的是亚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况且他对朝鲜前途和亚洲革命还负有直接的责任。至于国家利益，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革命政权，否则这个国家对于他就没有意义，而当时能够保证中共革命政权的就是中苏同盟，就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极度不满和不信任，这一点或许别人没有看出来，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尽管内心对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时绑架中国的做法十分不满，但是在苏联和朝鲜需要中国出兵时，无论军事上成败如何，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毛泽东都不得不遵从斯大林的旨意出兵朝鲜。惟其如此，莫斯科和中苏同盟条约才能保证中共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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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同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推动力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因自身在党内地位不稳，能力又有限，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毛泽东面对战争硝烟散去后经济发展的难题，也不得不依赖苏共，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于是，中苏同盟在内部急迫的相互需求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个阶段，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夺取政权之前中共只是单面接受苏共的援助不同，此时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共在波匈事件和苏共六月事件中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稳定苏共党内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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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以往人们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苏共二十大并非中苏同盟破裂的起点，相反，在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寻求和平方面，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方针路线完全是一致的。至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和欢迎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搬掉了长期压在中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但同时中共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这毕竟“捅了娄子”，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思想混乱。所以，毛泽东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支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不愿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个人崇拜。中共中央的态度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则为日后毛泽东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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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57年莫斯科会议对于中苏关系的意义，长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笔者的考察，不仅厘清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方式从建立国际机构向举办国际会议的转变过程，而且指出了这次会议在中苏同盟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意义：《莫斯科宣言》是中苏两党政治合作的经典之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已经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一党独大变成了中苏两党平起平坐、共同指挥。中苏关系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达到了最高峰，而中苏之间的分歧也由此发端。引起苏共和东欧各党不满的主要有两点，即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的傲慢态度，以及对世界大战和核战争前景的“耸人听闻”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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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逻辑上讲，中苏同盟的破裂首先是因为双方之间出现了分歧，但是这种分歧最初并不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而是反映在1958～1959年中苏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不合。苏共对中共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心存不满和疑虑，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而中共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做法则令莫斯科十分恼怒，特别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和美苏缓和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分歧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当毛泽东和中共处于政治上升期，并对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时，这种分歧是无法弥合的，其结果必将导致同盟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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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作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苏两党，事实上并无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只是在对内对外政策发生分歧时，双方根据各自的历史经验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强调马列主义经典的某一方面，试图以马列主义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由此而发生了所谓的“原则”之争。在这一争执中，双方均不能做出让步，因为这关系到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社会主义阵营以谁为领袖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理论观点的分歧只是政策方针分歧的表现，而且这种分歧是与中苏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尽管双方都意识到中苏同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都明白中苏分裂的后果必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路线和方向由谁来主导。当问题发展到这一步时，已经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正像他们当初对于结盟的选择一样，中苏两党面临分歧日益加重的困境时，放弃同盟似乎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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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回答的问题是，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和内在逻辑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知道，同盟破裂只能导致两败俱伤，而得益的却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但中苏关系最终还是出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显然，中苏关系的这种发展状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绝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人们就很难用目前通行于西方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去解释这种现象，而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中去寻找问题的症结。在20世纪40～70年代，中苏关系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正常、不成熟的状态。在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处理阵营内部的对外关系时，都存在着以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国家关系的现象。从根本上讲，这里有一个结构性问题。而在这种结构失衡的国家关系中，由于中苏两党和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又加入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因素。所以，中苏同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便成为必然结果。这就是笔者在结语中思考和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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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R.L.Garthoff，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London，1966；C.J.Zablocki（ed.），Sino-Soviet Rivalry：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New York，1966；R.A.Rupen and R.Farrell（eds.），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1967；M.Halperin（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1967；W.C.Jr.Clemens，The 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Stanford，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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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稍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询Sino-Soviet一词，出现的相关论著会令人目不暇接。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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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共中央两位官员的化名著作：Οрисов О.Б.，Колосков Б.Т.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Москва：Издатплыство《Мысль》，1980。中译本见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三联书店，1982。鲍里索夫即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О.Б.罗满宁，科洛斯夫则是苏共中央国际部处长Б.Т.库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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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俄国档案开放和利用情况的介绍，参见Mark Kramer，“Archival Research in Moscow：Progress and Pitfall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Issue 3，Fall 1993，pp.18-39；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36～149页；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第140期，2000年，第200～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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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0 ноября 1947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1，№5，с.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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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Мясников В.С.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прежнему остаестся сложным，Письм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В.Сталину，1946 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4，с.4-13；Ледовский А.М.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с.117-122；Ледовский А.М.Еще раз о телеграмм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В.Сталину о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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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4-5，с.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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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Ледовский А.М.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с.96-111；№3，с.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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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Ледовский А.М.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с.66-83；№5，с.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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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Ледовский А.М.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 феврале 1950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7，№1，с.23-47；Ледовский А.М.12 советов И.В.Сталина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4，№1，с.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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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Ледовский А.М.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7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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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Бухерт В.Г.П.Ф.Ю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доклад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В.Сталину и Н.С.Хрущеву，1951-1957 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4，с.14-28；Григорьев А.，Зазерская Т.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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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Зубок В.М.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100-128；№2，с.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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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Мясников В.С.Ваше письмо зовет к сплочению - и это хорошо.Из служебного дневника посла СССР в КНР С.В.Червоненко，1960 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5，с.3-11；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Неуавшаяся попыт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я，1964-1965 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5，с.12-27；2007，№1，с.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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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文将要谈到的米高扬访华及毛泽东访苏的相关档案文献，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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