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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通过中苏合营方式迅速恢复工矿企业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中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如瓦房店和复州煤矿的开采。[192]但涉及产权归属问题，中共的处理则十分谨慎。例如，1948年8月10日东北局报告，中长路苏方局长最近提出，海拉尔以东莫格图河畔发现褐煤炭层，确定其藏量约700万至1500万吨。苏方要求将上述地区及采矿权移交中长路管辖，归其开采。东北局的意见是，某些重工业矿产与苏方合作共同开发是需要的，但不划入中长路所辖范围，不扩大中苏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另外订立地方性的合作协定，且不对外宣布而实际进行。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同意，希望东北局与苏联负责方面协商解决。[193]同样，1948年2月苏联人提出，在黑龙江等沿两国边界的航道，由苏方负责修建灯塔，其所有权属苏联。中共以所有权问题“用什么形式出现值得考虑”为由，把事情拖了下来。一年以后，苏方再次通知，莫斯科来电要求解决这一问题。3月7日李富春答复，仍要苏方说清所有权问题。[194]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上则明确答复莫斯科，关于在黑龙江上设置界标事，同意苏方派技术人员来，但费用由中方负担，而界标属于中方所有。[195]5月14日，苏方又转告维辛斯基的请求，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苏联政府将派飞机和轮船沿黑龙江和松花江巡查航线。对此，中共中央20日复电说，黑龙江为两国边界，同意苏联飞机和轮船巡查，但松花江是中国内河，是否应由中国轮船装备火炮，并雇请苏联专家，定期巡查较为妥当。[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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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控制东北以后，此类问题更加突出。1948年12月2日东北局报告，在对苏经济关系上首先遇到了关于中长路财产的界定问题。根据中长路协定第一条规定，南满铁路的财产，除1905年以前俄国所置者外，均不属于中长路，而属于中国政府。苏军占领时，把日本人所置的南满铁路附属财产大部分挂上了中长路的牌子。国民党进占沈阳后，又将苏军所划许多中长路财产属1905年以后者，统统改为中国政府所有。到沈阳解放时，中长路苏方代表派人非正式口头通知陈云说，这些财产均属中长路，应由中长路接收。因事关重大，林彪和陈云商定采取暂拖一时的办法，告诉苏方目前统一实行军管，将来再说。此外，对东北重工业恢复是采取向苏联借款的方式，还是中苏合资经营方式，对苏方以战利品拆迁的设备可否提出请求归还一部分等，中共在处理时均颇为犹豫。[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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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苏联红军将缴获的大批日本枪械转交给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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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年夏到1948年底，美苏国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美蒋联合及欧洲冷战的爆发，苏共和中共都被迫改变了自己的选择。斯大林从承诺支持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逐步转向与中国共产党接近，毛泽东则从寄希望于美国的开明转而寻求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中共与莫斯科走得越来越近了。这里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共取得内战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此，在201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学者曾展开热烈讨论，分析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各方面的情况。尽管看法不一，但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内部，则是形成共识的。冷战格局的出现、苏联的经济援助以及美国的政治立场，对于中国局势的变化当然都是有很大影响的。[198]但是，如果认为苏联和美国的作用是主要的或决定性的，甚至唯一的因素，就有些本末倒置了。[199]正如下文论及的，中共与苏联真正结成同盟关系，不是在中国内战的开始阶段，而是在中共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结尾时期。而且，直到1948年底，无论是在政治方向的确定，还是在经济利益的划分上，中共与苏联之间都仍缺乏沟通。双方未来关系究竟如何定位的问题，越是临近中共取得内战的全面胜利，就越是显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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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88～103页；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5～66页；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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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然，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对于苏联在亚洲的安全和利益也是不可忽视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丁明《外蒙古独立问题研究述评》（《近代中国与文物》2008年第3期，第65～76页）一文的介绍。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中共与苏联的纠葛是从1949年初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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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战时中苏关系的研究，参见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5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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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的详细情况参阅卡萝尔·卡特《延安使命：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1944～1947）》，陈发兵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23～210页；袁武振《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始末》，《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9辑，1999年3月，第106～123页；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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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王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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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罗清、赵仲强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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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Service）of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August 23，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4，Vol.6，China，Washington D.C.：GPO，1967，pp.604-614；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218～229页。关于毛泽东向苏联通报的情况，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16-417。中译文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288～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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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戴维斯：《抓住龙尾》，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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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Service），March 13，1945，FRUS，1945，Vol.7，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 D.C.：GPO，1969，pp.273-278；谢伟思与毛泽东的谈话，《党史通讯》第20～21期（1983），第14～18、19～22页；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229～230、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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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戴维斯：《抓住龙尾》，第286～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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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史迪威日记》，黄加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300页；卡特：《延安使命》，第154～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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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万里新译，新星出版社，2007，第493～518页；戴维斯：《抓住龙尾》，第282～284、292～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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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卡特：《延安使命》，第166～168页；戴维斯：《抓住龙尾》，第318～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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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详见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270～317页；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1～4页；戴维斯：《抓住龙尾》，第401～402页。尽管谢伟思在1945年4月躲过了一劫，但1950年3月终于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中被捕入狱。关于这批年轻的职业外交官，包括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和约翰·文森特、雷蒙德·卢登等人，以及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的详细情况，还可参见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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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卡特：《延安使命》，第169～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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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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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Адибеков Г.М.，Андерсон К.М.，Роговая Л.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Каталог，Т.III，1940-1952，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с.37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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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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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于斯大林在欧洲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的情况，见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5～1946）》，《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笔者在这里借用了“联合政府”的概念，这与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在出发点和意义上均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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