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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马里宁致莫洛托夫电》（1948年9月12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10月6日），《波采罗夫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1948年10月17日），АВПРФ，ф.06，оп.10，п.738，д.53，л.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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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12月16日），АВПРФ，ф.06，оп.10，п.734，д.52，л.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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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葛罗米柯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8年12月17日），АВПРФ，ф.06，оп.10，п.738，д.53，л.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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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科瓦廖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8年12月20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12月25日），АВПРФ，ф.06，оп.10，п.734，д.52，л.5；п.738，д.53，л.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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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1月5日），АВПРФ，ф.06，оп.11，п.231，д.15，л.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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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1949年初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见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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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949年9月4日《长江日报》发表了熊复的短文《认识苏联》，反映了当时中国国民对苏联的看法，如“外蒙古受苏联控制”，“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对旅顺大连有领土野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等等。见《熊复文集》第2卷，红旗出版社，1993，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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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据苏联交通部计算，仅南线路段在战前一年的利润就有1.63亿卢布。见《贝舍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50年1月19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48，д.20，л.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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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彼得罗夫与甘乃光谈话记录》（1946年12月2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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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雷斯科夫给高岗信》（1947年4月8日）、《哈尔滨总领事馆给林彪信》（1947年5月7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9，д.69，л.133-135，140-144，转引自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с.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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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见Goncharov，Lewis，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p.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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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斯拉德科夫斯基给米高扬的报告》（1948年12月3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а，п.301，д.1，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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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毛泽东致林罗陈并东北局电》（194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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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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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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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高岗、陈云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3月5日），《李富春致高岗、陈云电》（1948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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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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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高岗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致高岗电）（194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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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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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有学者认为，除了在占领东北时向共产党军队移交了一些武器，作为拆运大批工业设备的补偿给中共政权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外，1945～1949年，中共似乎既没有在经济上，也没有在军事上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海因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207页）这种说法显然是缺乏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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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如有的俄国学者认定：“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只是由于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帮助。”（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 феврале 1950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7，№1，с.26）而在蒋介石看来，“剿匪”的“惨败”，并非败于中共，而是败于俄国，亦非败于俄国，实际上是败于美国，特别是马歇尔“冥顽不化”的对华政策，“马歇尔实应负其全责”。见《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4、31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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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二章 中苏两党高层接触与同盟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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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同盟关系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固然是战后国际关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但那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则引起美国冷战战略的重大调整，从而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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