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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1949年初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见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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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949年9月4日《长江日报》发表了熊复的短文《认识苏联》，反映了当时中国国民对苏联的看法，如“外蒙古受苏联控制”，“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对旅顺大连有领土野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等等。见《熊复文集》第2卷，红旗出版社，1993，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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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据苏联交通部计算，仅南线路段在战前一年的利润就有1.63亿卢布。见《贝舍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50年1月19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48，д.20，л.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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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彼得罗夫与甘乃光谈话记录》（1946年12月2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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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雷斯科夫给高岗信》（1947年4月8日）、《哈尔滨总领事馆给林彪信》（1947年5月7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9，д.69，л.133-135，140-144，转引自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с.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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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见Goncharov，Lewis，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p.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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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斯拉德科夫斯基给米高扬的报告》（1948年12月3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а，п.301，д.1，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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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毛泽东致林罗陈并东北局电》（194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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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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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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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高岗、陈云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3月5日），《李富春致高岗、陈云电》（1948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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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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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高岗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致高岗电）（194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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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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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有学者认为，除了在占领东北时向共产党军队移交了一些武器，作为拆运大批工业设备的补偿给中共政权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外，1945～1949年，中共似乎既没有在经济上，也没有在军事上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海因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207页）这种说法显然是缺乏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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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如有的俄国学者认定：“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只是由于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帮助。”（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 феврале 1950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7，№1，с.26）而在蒋介石看来，“剿匪”的“惨败”，并非败于中共，而是败于俄国，亦非败于俄国，实际上是败于美国，特别是马歇尔“冥顽不化”的对华政策，“马歇尔实应负其全责”。见《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4、31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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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二章 中苏两党高层接触与同盟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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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同盟关系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固然是战后国际关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但那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则引起美国冷战战略的重大调整，从而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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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是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1]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但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完全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和援助，果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第二，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果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第三，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果如此，斯大林将会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2]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东北和新疆对于苏联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没有理由可以相信，现实的克里姆林宫对中国的潜在实力尚怀有一丝幻想。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这个诱惑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最后，可以这样说，克里姆林宫对中国的基本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国共产党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和预期中的一样好——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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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断然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4]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5]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经无需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陆贾所言“马上可得天下而不可治天下”的道理，熟读古书的毛泽东了然于心，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6]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技术和管理专家的人数不断增加就可以看清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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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苏同盟建立的首要条件就是中苏两党特别是其领导者之间的接触、了解和沟通，因为只有双方建立起相互理解和信任，才能为同盟确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把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第二步是同年6～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第三步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苏联的访问。其中，迈出第一步十分艰难，双方从1947年夏开始的关于毛泽东访苏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一年半却没有结果。不过，到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华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飞速发展，刘少奇访苏和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最终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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