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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斯拉德科夫斯基给米高扬的报告》（1948年12月3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а，п.301，д.1，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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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毛泽东致林罗陈并东北局电》（194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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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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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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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高岗、陈云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3月5日），《李富春致高岗、陈云电》（1948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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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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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高岗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致高岗电）（194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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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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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有学者认为，除了在占领东北时向共产党军队移交了一些武器，作为拆运大批工业设备的补偿给中共政权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外，1945～1949年，中共似乎既没有在经济上，也没有在军事上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海因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207页）这种说法显然是缺乏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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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如有的俄国学者认定：“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只是由于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帮助。”（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 феврале 1950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7，№1，с.26）而在蒋介石看来，“剿匪”的“惨败”，并非败于中共，而是败于俄国，亦非败于俄国，实际上是败于美国，特别是马歇尔“冥顽不化”的对华政策，“马歇尔实应负其全责”。见《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4、31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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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二章 中苏两党高层接触与同盟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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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同盟关系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固然是战后国际关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但那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则引起美国冷战战略的重大调整，从而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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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是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1]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但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完全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和援助，果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第二，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果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第三，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果如此，斯大林将会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2]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东北和新疆对于苏联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没有理由可以相信，现实的克里姆林宫对中国的潜在实力尚怀有一丝幻想。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这个诱惑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最后，可以这样说，克里姆林宫对中国的基本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国共产党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和预期中的一样好——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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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断然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4]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5]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经无需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陆贾所言“马上可得天下而不可治天下”的道理，熟读古书的毛泽东了然于心，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6]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技术和管理专家的人数不断增加就可以看清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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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苏同盟建立的首要条件就是中苏两党特别是其领导者之间的接触、了解和沟通，因为只有双方建立起相互理解和信任，才能为同盟确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把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第二步是同年6～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第三步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苏联的访问。其中，迈出第一步十分艰难，双方从1947年夏开始的关于毛泽东访苏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一年半却没有结果。不过，到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华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飞速发展，刘少奇访苏和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最终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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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毛泽东急于取得莫斯科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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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目标十分清楚：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出发，苏联此时的支持和帮助显然具有关键意义，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他不得不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无比的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请求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中共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但斯大林此时还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作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8]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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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中国局势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国共内战的局面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1947年初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甚至一度占领了延安，但仅半年之后，中共便渡过了难关，并在军事上开始转守为攻。到年底，中共军队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优势。[9]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将来还会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要把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并准备反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10]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时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因为中国要“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11]所以，无论当前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还是将来恢复经济稳定政权，中共都需要苏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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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会面的问题最初是如何提出的，中俄两国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的情况是，斯大林听信了西方通讯社消息，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损兵折将，溃不成军”，甚至贺龙、江青都已被俘，于是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12]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则认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要求最初是由中方在1947年初提出来的，而原因是中共“在所有的战线上都遭到了严重失败”，中共中央总部延安也被敌人占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毛泽东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13]列多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转向了师哲的说法，即毛泽东访苏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他到苏联去“政治避难”。[14]然而，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报纸的传言。考虑到后文将要提到斯大林屡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的情况，也很难想象斯大林会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引火烧身。至于毛泽东为避免“全军覆灭”而向苏联求救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中共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早有准备，并做了周密部署，撤出延安也是主动做出的策略性安排，又何必要去莫斯科搬救兵。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苏联是不会插手的，即使给予援助也是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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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有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愿望。中共无疑需要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其根本原因应该是担心中国局势的变化引起美国的干预。当中共感到胜利在望的时候，不会不考虑可能阻碍这一前途的各种因素，而其中最有可能帮助蒋介石起死回生的就是美国的直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唯一可以借助的当然是苏联的援助。[15]而以毛泽东的性格来说，只有在取得一定优势的情况下他才会请求帮助。如前所述，1944年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要求林彪拼死奋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斯大林看的，以求得莫斯科的援助。[16]而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首先必须得让斯大林了解和信任自己。因此，毛泽东需要亲自去莫斯科。斯大林当然也需要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特别是在欧洲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时候，亚洲的局势是莫斯科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1948年5月，当斯大林收到毛泽东一封请求援助的电报后，对即将去中国修复东北铁路的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17]不过，斯大林的顾虑要多一些，因为苏联的目标是既要保证东方战线的安全，又不能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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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苏共中央联络员捷列宾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18]得此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开始准备，命令迅速在山西的临县、兴县和岚县等地设法修整或新建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迎接苏方的飞机。[19]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捷列宾又接到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来访是适宜的。”[20]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词，恐怕还是担心毛泽东访苏会走漏风声，这很可能与马歇尔计划有关——此时莫洛托夫正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在巴黎参加有关援助项目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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