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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决意把毛泽东的行程推迟4个月，当然不是为了收麦子。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年6月封锁柏林而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34]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密切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4月2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提交了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报告，其中谈到，在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蒋介石担心中共军队进一步向内地渗透，已准备撤离首都，并与美国人一起在华南建立根据地。值得注意的是，面临危机，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其基本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35]5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驻华使馆，与反政府人士接触必须“依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以及揭露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资料和事实。[36]6月中旬，苏联还推迟了中国解放区一批工人和工会干部到苏联学习的日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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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后，7月28日，毛泽东再次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但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毛还说，他在莫斯科有许多事情要谈，还要寻求苏联的建议和帮助。毛泽东列举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几个方面的问题，最后强调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谈妥，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38]但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9月28日，毛泽东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又一次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39]10月17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来。不过，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11月底。[40]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或许是为了找回面子，毛泽东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11月中旬。捷列宾还报告说：“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遇见，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11月中旬将派两架飞机来接毛泽东一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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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1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并没有到来。这次毛泽东真有些受不住了，便主动提出了延期。11月21日，毛泽东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12月再动身去莫斯科。对此，斯大林表示理解，并说随时准备派飞机去接他。[42]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再去莫斯科。随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顺利进展的情况，且不无得意地说，“目前形势的发展比9月初我们在中央会议上预计的要快得多”，到1949年底就可以基本上推翻国民党的政权。[43]斯大林在1949年1月6日的复电中回避了访苏的问题。或许是感觉到斯大林的不快，毛泽东立即向捷列宾解释说，中央会议还要开3～4天，之后准备1月20日去莫斯科，并于2月底回国。两天后毛泽东直接致电斯大林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结束，要求苏联10天后派两架四引擎飞机直接来石家庄接他，而且希望最好在清晨到达，因为这样安全一些。[44]1月10日，毛泽东又向莫斯科发出一封电报，一方面报告说，解放军主力部队春季休整，夏季南下，“最迟7月底或8月初，150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另一方面再次表达了急于前往苏联的愿望：“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联共（布）中央汇报工作，“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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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再次妨碍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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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斯大林有意调停和谈与毛泽东的激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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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已无法再同中共进行军事较量的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1日发表元旦文告，表示有意下野，并同意重开和谈。随后，为了向中共施加压力，南京希望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迫使中共走向谈判桌。[46]1月8日，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驻南京大使递交了希望调停内战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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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47]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军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苏联对中共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48]然而，斯大林还是明确表示了希望单独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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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在1994年公布了有关斯大林与毛泽东就苏联调停国共和谈的档案文献，并由此提出，以往认为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49]后来，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50]这些老一辈俄国学者为苏共立场辩护的初衷可以理解，不过，这里并非在讨论是非问题。其实，斯大林从苏共的立场出发考虑中国问题，主张谨慎从事，尽量避免引起美国干涉，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里的根本问题是首先要把史实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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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要参与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早已有之。对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只要中共能够在整个东北取得政权，就已经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若再对华北和西北有所控制，当然更好。正是在这个范围内，如前文所说，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比较及时的和慷慨的，因为这毕竟与苏联的安全和利益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中共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则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预。那样，莫斯科就会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或者眼看着中共在美蒋的合力打击下败退，而使苏联失去东方的安全屏障；或者全力援助中共，而不惜与美国在远东大陆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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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申自1948年2月回到中国并升任大使后，为改善中苏关系和调停内战，不断与国民党高级官员接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的电报说，罗申在1月作为武官回国述职之前，就提出了苏联在中国进行调停的问题。国民党情报人员截获的一份莫斯科给南京苏联使馆的电报说，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并表示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停。因此，罗申在向多次参与国共和谈的国民政府要员张治中辞行时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不久，罗申返回中国，并升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进行调停”，因为“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确信它在满洲的军事地位已没有指望的话”。美国大使还倾向于认为，“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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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罗申向国民政府国防部官员提议举行防止中苏两国之间出现“冷战”的会谈。他建议共同努力以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并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说，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得到解决。否则，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的安全利益。[52]11月10日，据司徒雷登报告，张治中受蒋介石委托与苏联大使谈判和解方案，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还在继续。监察院副院长刘哲也在同苏联使馆接触，讨论和谈问题。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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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档案显示，苏联大使在1948年12月与其他国家驻华使节接触时，不断询问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54]看来，莫斯科对此是有所担心的。[55]与此同时，苏联驻华使馆三秘马卢欣12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不是意外之事”。为此，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如果中共拒绝和谈并加入联合政府，就将帮了反动派的忙。此外，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56]在如此情况下，斯大林合乎情理的考虑是必须把控制中国局势和中共政策走向的主动权抓在苏联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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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关于和谈的呼吁及斯大林对此的反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1月8日国民政府给苏联的照会说，希望“苏联政府对加快进行和谈提出建议”，“如果苏联政府能从中调停，中国政府可以立即与中共开始和谈”。[57]同一天接到照会的美英法三国尚未表明态度，斯大林却抢先采取了行动。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有意单独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国民党“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准备的答复是：“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接着，斯大林拿出了他为毛泽东准备的对国民党征询意见时的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首先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当由南京政府来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的战争的。”斯大林认为，中共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最后，斯大林提出，毛泽东还得再推迟访苏的日期，“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58]可以看出，斯大林的主张实际上是：第一，为了避免承担战争责任，中共不应拒绝和谈；第二，绝不能让美国参与调停；第三，如果需要调停，苏联希望单独充当调停人；第四，推迟毛泽东访苏，其理由自然是为了给莫斯科担任调停人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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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1月10日的电报极为不满，甚至感到愤慨。经过一天的考虑，在1月12日的长篇回电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毛泽东首先学斯大林的做法，也为苏联政府起草了一份答复南京政府的回电：“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毛泽东接着指出，尽管美国“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相反，“如果苏联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陈述的立场，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必会认为它们也应当参与调停，国民党也就会找到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中共“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现在，由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如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毛泽东希望，“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全局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真诚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支持”。[59]显然是看出了斯大林来电的言外之意，毛泽东在与苏共联络员捷列宾谈到这个问题时，立场更加明确，态度也更加强硬。他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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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毛泽东接到了日期标明为11日的斯大林来电，其中解释说：“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不能指责它欲将内战继续下去。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同时，为了表示对中共的信任，斯大林把“南京政府认为不宜公布”的给苏联的照会转给了毛泽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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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俄国学者认为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去的看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封电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斯大林1月11日的电报，俄国学者认为这是1月10日电报的“续电”，是对苏共立场的进一步解释。但仔细研读这些文件可以发现，这两封电报的意图完全不同，前者明显表示莫斯科希望单独出面调停和谈，后者则意在突出中共不应放弃和平的旗帜，而对调停之事闭口不谈。至于对11日电报真实日期的解释，有几种可能性：或者是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强硬的反对态度后，不得不改变说法，但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有意将电报日期提前到11日；或者斯大林在发出10日电报后，担心遭到毛泽东的拒绝，随即发出了另一封意思相反的电报，但不知何故迟到了两天。还有一种可能，即毛泽东及时收到了11日电，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有意推迟对该电的答复。[62]无论如何，把这一时期有关档案文献联系起来看，斯大林最初确实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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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莫洛托夫接见南京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一方面表示苏联政府正在研究中方的建议，另一方面探寻美、英、法的态度。[63]而在南京的罗申因迟迟没有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故托词身体有病，回避了与南京外交部及其他三国大使的会晤，也没有出席司徒雷登倡议召开的四国大使会议。[64]13日，司徒雷登受国务院委托，向南京政府递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尽管表示将继续保持美中友谊，但美国政府拒绝参与调停。[65]同一天的美国报纸报道，美英法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并做出决议：（1）中国的内战已进入到对中国政府的任何忠告都不会起作用的阶段；（2）西方大国最终不得不同意对中国的事件持旁观态度。[66]而此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讨论还在进行中。[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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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1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长电，再次详细解释了苏联建议的意图。显然是被毛泽东的坚定态度所触动，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不再提苏联充当调停人的事，而是完全按照11日电报的主旨展开论述。电报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同意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68]同一天，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对他11日续电的答复。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接受苏联修正后的建议，并说已公布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不过，毛泽东仍强调，双方形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方针”是“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并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69]至此，斯大林认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可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70]1月17日，斯大林亲自修改了莫洛托夫送来的对中国政府的复函，声明苏联拒绝参与对国共和谈的调停，并于当天送电台广播。[71]毛泽东似乎怒气未消，抑或是担心再有人提出和谈问题，在1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他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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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领导人关于调停和谈一事的争议到此作罢。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访苏计划也不得不暂时放弃。在14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再次提出暂缓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如果你们觉得需要，我们可以立即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到你们的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进行商谈”。[73]对此，毛泽东17日答复，“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并建议苏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于1月底2月初到中共中央所在的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74]至此，进行了一年半的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讨论终于结束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首次会见，不得不变换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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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中共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被迫改变已定方针和政策的情况，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等。[75]然而，同以往的情况不同，这一次在调停和谈的问题上，是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个中原因，毛泽东的倔犟个性的确起了作用，从前引众多电报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急于求见斯大林，以获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在许多细微之处的措辞上又表现出他并不是一个事事顺从莫斯科的人。对此，双方心里都是清楚的。尽管斯大林在1月14日的电报中宽容地告诉毛泽东，“拒绝我们的建议决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是你们的朋友”，但他内心的感受很可能是另一番滋味，这也难怪毛泽东后来屡次说斯大林把他看作中国的铁托。不过，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并非性格使然，而是因为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控制了中国局势的发展，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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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化，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而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停止内战。这也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到1949年初，中共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而中国革命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斯大林对此极为关注。[76]应该说，正是在1949年初与毛泽东就和谈问题发生争议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开始转变。2月20日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向罗申表达了希望和平的愿望，并征求他的意见。罗申明确表示：“和平调解中国内部冲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第二天代总统李宗仁再次向罗申表示了强烈的要求和谈的愿望，但罗申则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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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1月10日电报显然是按照1948年主张和谈的思路拟定的，而且很可能带有试探中共意图的想法，所以面对中共的优势地位和强硬立场，他很快就默不做声了。1949年初斯大林仍有意调停国共和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1948年不同，斯大林此时提出由苏联出面调停，主要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而是考虑如果美国人出来调停，并对中共表示友好，则中国未来的局势发展有可能被控制在美国人手中。所以，斯大林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保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还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斯大林是否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苏联明确提出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感受。鉴于直到1949年初苏联对国共和谈的态度，毛泽东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当有关调停问题的讨论结束以后，斯大林的目标已经基本转向了支持中共，并力图把中国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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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这一点，对斯大林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即未来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这是莫斯科在确定苏联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之前需要切实掌握的情况。此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他们在确定关于某个问题的看法或政策时，往往需要通过迂回的方式试探对方的真实态度。在未来中共政权对待民主党派的政策问题上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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