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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问题也是2月4日会谈中毛泽东主动提出的，但这一次未等毛泽东把话题展开，米高扬就抢先说：新疆伊犁发生的独立运动是中国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引发的。但是，“如果让新疆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那可能会留下独立运动的土壤”。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只是要与新疆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这时，毛泽东插话说，白崇禧告诉他，伊犁暴动者使用的是苏式武器。米高扬立即说，对此事不清楚，但苏联没有支援过新疆的独立运动。随后，毛泽东谈了三层意思：中共准备给予新疆像内蒙古一样“完全的自治权”；对新疆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石油很感兴趣；建议在新疆修建铁路把中苏连接起来，这具有战略意义。最后，在2月6日谈话时毛泽东说，按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驻新疆”。毛泽东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对于苏联来说非常敏感的话题，而米高扬迫不及待的解释和辩白给人的感觉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苏联对新疆的确是非常关注的，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华的12个驻外机构中有8个在新疆，可见这一地区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93]1944年11月发生的伊犁事件，确实也与苏联背后的大力支持有密切关系——苏联不仅为起事者训练军队，而且提供了武器和军事顾问。不过，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倒是一句实话。否则，斯大林就不会为使1945年中苏条约尽快签字而许诺帮助平息新疆事件——他确实也做到了。[94]无论如何，毛泽东的几句话对中共提前解决新疆问题还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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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谈到东北问题时，双方就没有那样直接了。在谈到废除旧蒋介石的卖国条约时，毛泽东说，他曾向民主党派领导人解释，有些具有爱国性质的条约不能废除，如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96]米高扬要求说明这种说法的根据，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目的是保卫共同的利益”[97]。毛泽东还谈到，一位国民党立法院女委员曾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毛泽东嘲笑说，这个女人不懂得政治。米高扬当时对此未发表意见。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后，在2月6日的会谈中，米高扬指出，苏联认为“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苏联将从旅顺撤出军队。如果中共认为需要立即撤军，苏联也准备这样做。但是，米高扬接着指出，中长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所以这个条约不是不平等条约。其中可能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苏联准备就此问题与中国同志一起讨论解决。米高扬关于旅顺的讲话令中共领导人感到惊奇，他们异口同声地反对苏军立即撤离旅顺港，认为这样会“给美国提供可乘之机”，这个问题应该留待中国“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再去研究。不过，毛泽东提出，“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财产归属问题上还有些小问题”，这可以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去研究，然后向中共和苏共报告。事情后来的发展表明，在这里，中苏双方都没有完全讲出心里话，至少中共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东北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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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米高扬的访问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并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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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2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并规定了各种具体办法。但在此决定下发之前，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是优先考虑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需要，“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指示还要求尽快与数来呢商业机构联系，将各项外贸政策告知他们。[98]为了让全党重视与苏联的关系，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99]看到“中苏关系今后会更加发展”，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为了以后关系更密切，工作更合拍，误会更少”，需要对过去三年来的中苏关系进行认真总结，并编成书面材料于5月底派专人送到中央。[100]毛泽东本人则进一步向斯大林表示了敬佩之意和感激之情，他在5月12日会见科瓦廖夫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国际革命运动，首先是苏联”，“归功于我们的老大哥联共（布），归功于联共（布）的缔造者列宁和斯大林”。[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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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日程目录看，在政治局范围内讨论或做出决议的中国问题数量明显增长，1949年全年达69个，是前一年的8倍，而且主要是与中共有关的。1950年更猛增至123个，其中还不包括朝鲜战争问题。[102]这说明，在中国政权易手之际，对华政策在斯大林的考虑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此时苏联需要控制的已经不仅仅是东北或长城以北，而是整个中国了。档案文献显示，从1949年2月起，中共与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对于会谈中提到的问题，双方进一步交换意见或做出答复。笔者还注意到，中苏两党之间联系的方式在此时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有捷列宾作为联络员转交来往电报，而现在科瓦廖夫作为苏共中央的代表，则直接与中共领导人讨论各项工作，这无疑促进和便利了双方的沟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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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中共在西柏坡会谈中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一系列措施的实行，2月16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鉴于我们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鉴于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之前停止活动”，苏联政府已指示其在中国各地的领事：“在中国解放区停止一切正式的领事活动”；与当地民主政权机构保持“非正式关系的联系”，且必须在中方提出请求之后；在中国各解放区的苏联刊物移交给经过领事挑选的中国公民，并应妥善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的出版工作仍由苏联公民负责；塔斯社和苏联新闻局应停止向中国解放区的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发送信息和文章，来自莫斯科的苏联消息均要转交给当地民主政权的相关机构，并由他们分送给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在中国解放区的苏联新闻记者应该停止日常活动，而只能根据莫斯科与民主政权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写一些文章和通讯报道。[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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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进一步向莫斯科通报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并征询苏共的意见。3月12日陈云向科瓦廖夫询问，中国能否与香港资本家进行贸易，以出口5万吨粮食换取必需的商品。陈云补充说，向香港出售粮食不会减少协议规定的给苏联的粮食供应量，而在香港采购的都是苏联不供应的商品。科瓦廖夫在报告中表示对此持反对意见。[104]4月13日科瓦廖夫又报告，毛泽东告知，最近美国政府想通过花旗银行给中共政权贷款1亿～3亿美元，还有10个美国商业公司发来电报，希望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对此，中共均不予理睬。毛泽东还说，从和平谈判的进程看，国民党可能向共产党移交中央政权，因而中共中央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贯采用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观点，即在中共掌握了中央政权之后，“在个别情况下与他们进行实际联系，但法律上不履行外交关系手续”。毛泽东声明，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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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19日和26日电报中，斯大林以十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式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斯大林强调，“这个条件非常重要”。此外，只要贷款和贸易的条件不会限制中国的主权和损害中国的民族工业，苏共中央认为“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至于同香港的贸易，斯大林请科瓦廖夫转告陈云，苏共“希望中共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应“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不过，买卖什么货物应该由中共来决定。[106]鉴于科瓦廖夫在19日的电报中说，中共领导人对渡江和南下作战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斯大林在另一封长电中告诫中共，要警惕帝国主义采取从经济封锁到武力干涉的任何措施，特别是英美军队在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因此，斯大林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及进军边境地区，而要做认真准备。二是从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抽出两支精锐部队调往各口岸，补充那里的军队，以防备敌军的行动。三是目前不要裁减中国人民解放军。[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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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毛泽东还向科瓦廖夫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表示，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政权了，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就是证明。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只要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了青岛、上海，美国就将撤走那里的陆军和海军。不过，为了保护美国人在上海的2亿美元财产，美国政府考虑要在上海保留一些军舰和部队。谈到未来的联合政府，司徒雷登希望尽量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司徒雷登说，联合政府成立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后，会有许多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他不相信司徒雷登的话，至于美国等国家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如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滚出中国，我们才高兴呢”。[108]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中共当时与美国接触时的实际做法和态度要比毛泽东汇报的积极得多，他这样讲，当然是担心这件事会引起斯大林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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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断地交流和沟通，到5月下旬至6月中旬，中苏之间已经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如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领导核心和机制，加强海关和边防军建设，暂不削减军队人数，建立沿海防御阵地以防敌人在后方登陆，与苏联建交前不大规模宣传中苏友谊，加快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暂不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南下的部队不越出国境并暂时不要求收回香港和九龙等。[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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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会谈后，苏联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2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责成有关部门在10天之内将中长铁路所需要的汽车、汽车备件和器材以贷款供货的方式发送到中国；责成财政部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给交通部拨付在东北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经费578万卢布，其中412.5万卢布用于购买装备。同时，允许对外贸易部和国家银行再提供经费240.1万卢布；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保留科瓦廖夫领导的满洲工作组全体人员出差期间在国内的职务及相关权利和待遇；允许科瓦廖夫根据在满洲完成的工作量确定固定的外汇工资标准，此工资标准也适用于其他在远东地区工作的专家；简化科瓦廖夫工作组人员出入境手续，只需凭科瓦廖夫签字即可；责成远东军区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科瓦廖夫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翻译、司机及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责成科瓦廖夫在一个月之内提出中国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方面所需要的参考书和技术文献，以保证工作组专家、顾问的业务工作。[110]5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还做出决议，决定租用5艘外国货轮（总载重5.5万吨）从黑海为中国北方地区运送石油产品；[111]6月16日又通过了帮助中国清除长江口的水雷的决议。[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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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有研究者认为此期斯大林似乎有意拖延给中国的贷款。[113]斯大林确实提出政府之间的贷款需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办理正式手续，但又指出这个手续也可以通过科瓦廖夫代办，而不必非要派正式代表团来苏联办理。[114]事实上，苏联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为中共提供急需的贷款。如1949年3月为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解放区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贷款（其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115]5月14日同意为出国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拨款16万捷克克朗和5.3万英镑；同一天又决定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到苏联治病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11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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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苏联援助方面，中共最迫切的就是要求苏联各方面的专家和顾问尽快到中国来。在4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中，毛泽东“急盼苏联专家尽快来到中国”，以便“编制一份合理使用贷款的计划，首先是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等重要部门的计划”。在谈到占领大城市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却很困难，尤其是上海，对于发电厂、自来水厂、大型企业及市内交通，中共都缺乏管理经验，因此担心“整个城市的生活瘫痪”。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说：“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最后，毛泽东请求苏共在占领上海之前派来一批“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117]5月3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提出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经济建设问题，因此要求斯大林同意尽快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118]6月9日，毛泽东再次给斯大林发电说：“我们在讨论了中央计划、财政、经济组织机构以后，已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所需要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及其专长”。电报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所需要的专家不少于600名，并准备在1949年和1950年上半年接受这些专家，把他们安置到各计划、财政、经济机关和工业企业中去。毛泽东又特别指出，第一批专家共258人，应于今年6～8月来华。电报还列表详细说明了拟聘600多名专家的各自专业。[119]6月1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报告又提出要苏联派国防工业的专家来中国。[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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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临近全面地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是个难题，也就越需要苏联提供帮助。[121]另外，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为此，毛泽东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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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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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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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初考虑，在新政府成立后派任弼时和王稼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时间在1949年7月或8月。[122]5月上旬，因任弼时患高血压病，代表团改由刘少奇、王稼祥和高岗组成。[123]直到6月11日，毛泽东仍向莫斯科通报说，中共代表团要等8月人民政府成立后再访苏，以便正式签订贷款和专家的合同，同时能让苏联专家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124]刘少奇6月中旬赶到北京，开始做出访的准备。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决定代表团在新政府成立前访苏，起程的日期是6月21日。[125]目前没有证据说明这一变化的原因，但很可能是因为新政府成立的时间推迟，而中国又迫切需要苏联的贷款和专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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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的刘少奇、王稼祥和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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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等人6月26日到达莫斯科，8月14日离开苏联，其间高岗于7月30日先行回国。[126]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主要目的，其一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其二是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其三是寻求苏联的帮助和支援。在这一个半月的访问期间，根据目前掌握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4次正式会谈，其中6月27日和8月5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6月11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室，7月27日会谈在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举行。[127]刘少奇还在7月5日和6日就访苏活动安排问题与科瓦廖夫，在7月23～25日之间就国内外贸易问题与米高扬，在7月30日就对外政策问题与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了正式会谈。[128]通过这些会谈，中苏双方进一步加深了沟通和了解。此外，代表团的主要活动就是到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重要机构或企业参观，学习苏联的经验。[129]苏联为此进行了周密安排，满足了中方的各项要求。[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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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苏联为刘少奇的访问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刚一见面，斯大林就为中共送上了一份大礼。在6月27日夜晚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甚至中方没有谈到的事情，斯大林也主动提出帮助解决。首先是贷款问题，鉴于中国新政府尚未成立，斯大林决定由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利率1%，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分10年偿还。斯大林说，由两党签订贷款协议，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中方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待遇只需按照中国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如果需要，差额部分将由苏联政府补足。如果苏联专家在中国有不良行为，交由苏方处理。斯大林强调：“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待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至于中国急需的派往上海的专家，斯大林说，苏联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随时派去。斯大林主动提出的是新疆问题，他认为中共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并表示苏联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迅速驱散和击溃拦在途中的敌骑兵部队。斯大林还建议，为了巩固国防，应当让汉族人向边境地区迁移，把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从现在的5%提高到30%。关于海军建设，斯大林说，苏联准备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舰队，首先可以帮助打捞沉船，还同意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以帮助中国巩固海防。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莫斯科与北平之间航线的请求，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可以着手进行，还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和修理工厂，向中国提供最新型[131]的歼击机。最后，斯大林提出，苏联准备在所有中国需要的方面提供全面帮助，但为了使代表团能够广泛和公开地进行参观和开展各种活动，建议使用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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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如此主动和慷慨的态度表明，苏共已基本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至少要让毛泽东明白苏联是有此意向的。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斯大林的这一举动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刘少奇的访问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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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过这次访苏，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得到了莫斯科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刘少奇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详细介绍和解释了中共对内、对外政策，包括对苏关系的方针。这些汇报的内容，大部分取得了斯大林的赞同和理解。在某些方面，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补充意见，如主张在谋求西方国家承认的问题上“最好不要急”；目前不要没收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经济企业，等一等再看；建议成立各省地方政府，以避免中央过分集权；应当要求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以保障工人的利益；目前提出的共同纲领只是党的方针，应尽快着手准备国家宪法；尽早成立中央政府，以防敌人利用“无政府状态”捣乱；等等。[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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