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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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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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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初考虑，在新政府成立后派任弼时和王稼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时间在1949年7月或8月。[122]5月上旬，因任弼时患高血压病，代表团改由刘少奇、王稼祥和高岗组成。[123]直到6月11日，毛泽东仍向莫斯科通报说，中共代表团要等8月人民政府成立后再访苏，以便正式签订贷款和专家的合同，同时能让苏联专家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124]刘少奇6月中旬赶到北京，开始做出访的准备。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决定代表团在新政府成立前访苏，起程的日期是6月21日。[125]目前没有证据说明这一变化的原因，但很可能是因为新政府成立的时间推迟，而中国又迫切需要苏联的贷款和专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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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的刘少奇、王稼祥和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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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等人6月26日到达莫斯科，8月14日离开苏联，其间高岗于7月30日先行回国。[126]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主要目的，其一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其二是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其三是寻求苏联的帮助和支援。在这一个半月的访问期间，根据目前掌握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4次正式会谈，其中6月27日和8月5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6月11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室，7月27日会谈在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举行。[127]刘少奇还在7月5日和6日就访苏活动安排问题与科瓦廖夫，在7月23～25日之间就国内外贸易问题与米高扬，在7月30日就对外政策问题与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了正式会谈。[128]通过这些会谈，中苏双方进一步加深了沟通和了解。此外，代表团的主要活动就是到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重要机构或企业参观，学习苏联的经验。[129]苏联为此进行了周密安排，满足了中方的各项要求。[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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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苏联为刘少奇的访问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刚一见面，斯大林就为中共送上了一份大礼。在6月27日夜晚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甚至中方没有谈到的事情，斯大林也主动提出帮助解决。首先是贷款问题，鉴于中国新政府尚未成立，斯大林决定由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利率1%，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分10年偿还。斯大林说，由两党签订贷款协议，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中方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待遇只需按照中国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如果需要，差额部分将由苏联政府补足。如果苏联专家在中国有不良行为，交由苏方处理。斯大林强调：“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待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至于中国急需的派往上海的专家，斯大林说，苏联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随时派去。斯大林主动提出的是新疆问题，他认为中共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并表示苏联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迅速驱散和击溃拦在途中的敌骑兵部队。斯大林还建议，为了巩固国防，应当让汉族人向边境地区迁移，把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从现在的5%提高到30%。关于海军建设，斯大林说，苏联准备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舰队，首先可以帮助打捞沉船，还同意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以帮助中国巩固海防。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莫斯科与北平之间航线的请求，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可以着手进行，还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和修理工厂，向中国提供最新型[131]的歼击机。最后，斯大林提出，苏联准备在所有中国需要的方面提供全面帮助，但为了使代表团能够广泛和公开地进行参观和开展各种活动，建议使用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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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如此主动和慷慨的态度表明，苏共已基本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至少要让毛泽东明白苏联是有此意向的。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斯大林的这一举动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刘少奇的访问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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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过这次访苏，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得到了莫斯科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刘少奇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详细介绍和解释了中共对内、对外政策，包括对苏关系的方针。这些汇报的内容，大部分取得了斯大林的赞同和理解。在某些方面，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补充意见，如主张在谋求西方国家承认的问题上“最好不要急”；目前不要没收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经济企业，等一等再看；建议成立各省地方政府，以避免中央过分集权；应当要求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以保障工人的利益；目前提出的共同纲领只是党的方针，应尽快着手准备国家宪法；尽早成立中央政府，以防敌人利用“无政府状态”捣乱；等等。[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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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中共感到欣慰的，恐怕是斯大林多次对中共做出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134]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写道：“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尽管斯大林表示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显然是颇有感触的。[135]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主动谈到过去苏联在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他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斯大林对此表示歉意，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刘少奇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表示，学生也可以超过先生，革命的中心将会从欧洲转移到东方，那时你们的历史责任就加重了。我们会落后的，你们会进步很快，也一定会超过先生，希望中苏两国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讲团结。作为翻译的师哲感觉，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并抱有歉意的语气讲这番话的。[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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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中苏两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建议，斯大林表明了苏联赞同与新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斯大林主动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也许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们苏联人比你们强一些。不过如果谈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实践方面，你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137]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出现这种亲密和融洽的现象，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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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刘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双方也签署了一些具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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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贷款协定。尽管中国急需贷款，但对于如何使用这笔贷款还没有具体计划。斯大林提出由双方组成一个共同委员会，确定使用贷款的货单。毛泽东要求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请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商定贷款的具体内容。贷款原则上50%用于东北，其次是华北和西北的经济恢复。[138]7月11日双方商定，组成贷款协议起草委员会，协议由高岗以东北政府名义签字，以便提交最高苏维埃批准，早日付款。[139]23日达成初步协议，26日中共中央对草案提出一些具体修改意见，确定协议应由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签订，俟中国政府成立和中苏建交后，再以同样条件由两国政府签署。此外，删除购买苏联武器的内容，“使借款货单完全成为建设借款”。[140]贷款协定于7月30日由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签字。[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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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家协定。早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后，1949年1月14日周恩来就曾致电陈云、林枫，提出应为聘请苏联专家商定一套待遇制度和合作办法，以便共同遵守。[142]出国前王稼祥又让邓立群准备了一份有关方针政策的文件。[143]但是，目前没有看到中方准备的这些材料。在8月5日夜晚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重申了他6月27日关于苏联专家待遇的意见。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再次强调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还提出苏联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应由中方承担。[144]会谈后，双方讨论并商定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协定是以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名义签订的，其中规定：派到中国的600名苏联专家将以顾问的资格在中国各部门负责人领导下工作，期限一年，苏方负责人为科瓦廖夫；苏联专家的薪金依照中国同等职务和资格的中国专家的标准，以中国货币支付，并保证提供中国专家所享有的其他供应和补贴；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间，中方应无偿提供住房、家具及取暖设备等。[145]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开会讨论并做出了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的决议。[146]同日，刘少奇将协定全文报请中央批准。10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照此签字。[14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曾反复强调的如苏联专家犯错误应由苏方处理的原则，在协定草案中不见了。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回国，其余专家可于8月中下旬与王稼祥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达指示，加快专家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表明他注意到这个问题。[148]于是，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时，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与他同车而行。[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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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中国建立大学。刘少奇在7月6日提出，希望苏联政府建立一所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工业、贸易、财政、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和干部，学员1000人，学制1～4年不等。[150]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会谈中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151]7月25日，毛泽东去电表示：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大学，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152]7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153]或许是考虑到在首都设立一所中国人的大学并非妥当，苏方提出把学校设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尔马达（Алма-Ата，即阿拉木图）市。8月7日，刘少奇和王稼祥建议把这所大学改设在北平，请苏联派教授来中国讲课，毛泽东复电同意这个建议。[154]8月13日，苏共中央外交委员会讨论并起草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155]随后，苏联教育学专家П.И.费森科和В.Ф.菲利波夫被派往中国帮助筹划学校的建立。这所学校就是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156]此外，中国希望派一批经济管理干部去苏联进行短期学习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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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空军和海军建设。7月10日，根据朱德建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100架左右飞机，组建一支空军攻击部队，准备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2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率机关，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中央书记处电告刘少奇与苏方商谈。在7月27日的会谈中，苏方答应向中国出售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及备份机件和重磅炸弹，也同意为中国培训飞行员，只是提议不必来苏联，航空学校可以设在中国。[158]8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因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一线轰炸造成严重损失，请苏联提前运来360门高射炮。[159]经商谈，苏联军方于8月9日提出了一个组建高炮兵团的方案：以3.7厘米和8.5厘米高射炮各180门组成10个高炮团，一周后即可准备好；为训练中国炮手，苏联将派22名教练在炮兵上校或少将带领下，随中共代表团去中国。11日中方回电，完全同意苏联方案，提出再订购360挺高射机枪。[160]除了6月27日谈到的对海军的援助外，根据刘少奇的要求，斯大林在11日会谈中又答应在旅顺帮助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并帮助中国建立海岸防御体系。[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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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苏联便履行了诺言。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责成武装力量部向解放军总部及军事学校派遣领导干部、顾问、教员、教官及服务人员共915人，其中空军780人，海军86人，炮兵21人，所有费用均由财政部从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同时，向空军提供各种教学用飞机334架、装有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360门（8.5厘米的120门，3.7厘米的240门）、高射机枪360挺及各式炮弹，价值总额2650万美元。作为附件下达给军事顾问和教官的指令，要求他们服从中方的领导，尊重中国军人，不准收受各种额外的劳动报酬，不准享受协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各种无偿物质服务等。[162]11月4日，为保证中国航校和高射炮团组织筹备和正常展开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增派97名空军顾问、教官及军医等服务人员，供应500辆汽车、12台拖拉机、6架У-2型飞机、91台航空发动机及其他辅助设备，价值2800万卢布。11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提供战斗机、教练机和运输机以及航空发动机、高射炮、机关枪等装备，总值为1.258亿卢布。以后两个月，部长会议又连续三次决议向中国提供伞降物资、机场装备、航空汽油等，计值1.663亿卢布。[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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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问题。对于斯大林尽快占领新疆的建议，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说，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肃清通往新疆的道路和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7月6日刘又告诉斯大林，毛泽东同意苏联帮助解放新疆，并建议将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具体化。[164]斯大林11日答复，新疆没有飞机场，空运军队还无法办到，至于帮助扫清通往新疆的道路，苏联可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很容易解决问题。[165]看来，斯大林此时对空运问题尚未拿定主意，不过答应派飞机助战已令中共感激。毛泽东于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166]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伊宁，“在那里建立与北平的无线电联系”。[167]刘少奇向马林科夫通报了这一情况，并通过师哲与苏联商定了新疆与莫斯科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系的呼号、波段和频率，因为“新疆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在最初阶段是极其必要的，借此新疆才可以与北平建立联系”。第一次无线电联系的时间定于8月14日晨。[168]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北平及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伊犁暴动的领导人。后来，中共对新疆问题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力群电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9]由于兰州、西宁战役相继告捷，通向新疆的道路已经平静，故而苏联的空军没有用上，不过在帮助解放军迅速入疆方面，苏联的飞机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11月5日，第六军军直机关及下属第十七师（炮兵除外）共计12446人，还有武器装备125734吨，就是租用苏联航空公司的45架Л-2型运输机，分别从酒泉运送到哈密和从哈密运送到迪化的。[170]不过，对于中方提出的修建一条从苏联经新疆连接中国内地的铁路的建议，斯大林认为线路太长，可以先考虑铺设石油管道。作为替代方案，他主张可以修建经外蒙古库伦至张家口的铁路。[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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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次访问也有一些问题未能如中共所愿得到解决，其中主要是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条约和帮助中共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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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苏条约问题。这主要是指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问题，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反映出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172]米高扬走后，中共显然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考虑。访苏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说“可以谈谈看”。[173]对此，中共采取了试探性做法。在中共中央7月4日递交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处理，先是说“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但接着在谈到具体处理方式时又说，中方考虑有三种：一是中国政府宣布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是重新签订新约，对原有文字和内容有所增减；三是通过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说。斯大林在前面那句话下面画了着重线，并写道：“对。”而对于中方提出的三种形式，斯大林的批示是：“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在7月11日会谈中，斯大林向刘少奇表明了这个意见。[174]其中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具体问题，双方在西柏坡均已表态，因此这次没有涉及。不过，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175]显然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斯大林认为还是将问题搁置起来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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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西柏坡没有谈到的大连问题上，双方还是交换了意见。其一，中方希望能够开放大连港，以利于同日本和香港做生意，还询问是否可以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为此，中方甚至愿意把条约期限从30年延长至60年。其二，中方希望在大连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以减少外汇负担，恢复大连的工业。[176]对第一个问题，7月11日斯大林明确答复：“在各国未承认中国政府、对日和约未订立以前，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上是回绝了中方的请求。对第二个问题，鉴于苏联内部有不同意见，斯大林提出让中共东北局与大连苏联占领当局“商量解决”，原则上“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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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与中苏条约有关的就是蒙古问题，尽管知道斯大林的明确态度，但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还是借“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反映了一些中国的看法，而作为中共的表态，报告的措辞也是有所保留的：“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178]在会谈中，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显然，此时中苏双方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和战略问题，而未来主权和利益上的分歧问题，他们宁愿拖到以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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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谈中另一个隐含的分歧是解放台湾问题。毛泽东在7月25日要刘少奇转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说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预计在1950年下半年开始，此前必须建立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除了要求苏联为中国提供飞机和训练飞行员外，毛泽东还试探性地提出请苏联空军和海军专家及飞行员参加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179]刘少奇是否或怎样向斯大林转达了这些话，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不过，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会谈中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几年。[180]科瓦廖夫回忆说，斯大林还指出，苏联从军事上支援进攻台湾，将意味着同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从而为他们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提供借口。此外，苏联在战争中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俄国人民不会答应参与这场冲突。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重复了这些看法。会谈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181]从斯大林的一贯做法看，他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很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帮助中国建立空军和海军就是援助了，解放台湾是中共自己的事情。[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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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时斯大林已经确定他能够与毛泽东走到一起了。如果说在西柏坡会谈中，毛泽东明确地向斯大林表露了中共愿意追随苏联的意愿，那么在莫斯科，斯大林也向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同意接纳中共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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