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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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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既定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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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184]这是中共在执政前公开宣示其内政外交基本方针的一项重要举措。毛泽东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所说的“发表文告”以表明与苏联关系的那个“机会”终于到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布“一边倒”，这一举动的结果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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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研究者受当事人对刘少奇访苏时间记忆错误的误导，认为毛泽东此举是向斯大林示好，为莫斯科会谈铺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边倒”宣言是6月27日会谈的直接结果。[185]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在一年多以前就确定了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对此，他不仅在党内反复宣传，而且一直渴望让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尽管他访问莫斯科的愿望没有实现，但米高扬访华让苏联对中共的立场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但是斯大林究竟是什么立场，毛泽东还没有把握。在这个问题上，莫斯科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和完整的说明，苏共与中共接触时的谨慎表现更让毛泽东心里没底。[186]在向全党保证“一定要到来”的国际援助尚未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宣布一个表明未来新中国将与苏联结盟的方针，不仅对党内和国人没有说服力，甚至连他自己也缺乏信心。斯大林在6月27日会谈中的表现终于让毛泽东看到了光明，6月28日下午，毛泽东接到了刘少奇关于会谈情况的报告。[187]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结果，于是，发表文告的“机会”也就到来了。当然，毛泽东在斯大林刚刚以实际行动表明苏共的立场后就立即地发表宣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巩固刘少奇访苏的成果，进一步加强中苏结盟的趋势。为此，毛泽东必须让生性多疑的斯大林放下心来支持和援助中共，而在这方面，最敏感的就是中共正在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频繁接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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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毛泽东与苏共中央驻北平代表伊·瓦·科瓦廖夫在香山双清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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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底苏联驻华使馆就报告说，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188]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请求国务院授权他不仅以外交官的名义，而且以久居中国的老朋友的身份，与中共高层接触，以便消除他们对美国的误会，并希望能对中共有所影响。4月6日艾奇逊回电，授权司徒继续留在南京，寻机与中共接触。[189]国民政府迁移广州时，与苏联大使罗申急匆匆随行的做法不同，4月12日和22日，国务院决定听取司徒的建议，美国使馆不迁走，而是留下来收集情报、保护侨民，并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190]中央情报局则更明确地表示了倾向性意见：观察几个月或一年后便应承认中国新政府。[191]毛泽东向来看重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中共既确定了走苏联的道路，在冷战的格局中，自然是要坚持反美立场的，何况美国一直在支持他的宿敌蒋介石。不过，从策略上讲，毛泽东并没有采取一种僵硬的立场。从处理华德事件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共在对美关系上始终是灵活的和留有余地的。[192]在攻占上海前夕，毛泽东提出，如果美英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考虑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93]于是，便有了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互访的情节。[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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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黄华与司徒雷登的秘书、燕京大学的同学傅泾波第一次见面，提出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美国应表现主动，并接受了傅泾波的建议，答应见“老校长”司徒雷登。[195]10日毛泽东致电致南京市委，同意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电报叮嘱说，应申明谈话是非正式的，如司徒态度友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如美表示愿意与中共办交涉，不要拒绝。[196]13日黄华拜访司徒雷登，近两个小时的谈话，按照后者的描述，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当黄华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后，司徒雷登说，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政府；国际惯例是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都可以得到承认。对于黄华提出的美军撤离青岛基地的要求，司徒雷登答应转达，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但他回避了与国民党政府断交的问题。[197]对于上述接触的情况，中共及时向苏联进行了通报。在与傅泾波会见前（5月4日），以及两次与美方接触后（5月10日和15日），黄华都把中共的想法和会见的情况告诉了留在南京的苏联参赞列多夫斯基。毛泽东则在5月22日向科瓦廖夫介绍了与美国接触的整个情况，并特别说明中共对美国不感兴趣。[198]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立场，并感谢中共通报的情况。[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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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党内和对苏共的讲话中，多次表示对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既不抱希望，也不感兴趣。这是他的真实想法，至于要让美国人感觉到他很看重与美国的关系，那只是一种稳住美国人的策略。毛泽东担心的是在胜利的最后关头美国会采取某种行动，使中国革命功亏一篑。占领上海的第二天，5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发的一封电报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故应“预筹对策”。[200]保持与司徒雷登接触，让美国人心中燃起对中共的某种期望，就是毛泽东进行的心理战。何况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莫斯科对中共的真实立场，从策略上考虑，也需要留有余地。因此，在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后，中美接触进一步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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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徒雷登会见后，黄华又见过两次傅泾波。傅转达司徒雷登的话说，他对上次谈话是负责任的，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6月3日，黄华还以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的名义会见留在南京的所有外交官，宣布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及其他具体政策。会场气氛十分活跃。[201]6月6日，黄华再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在外事处会晤。关于中美关系，双方重复了上次谈话的内容，给司徒雷登留下的两个明确印象是，中共急于想让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想让美国在承认新政权方面表现出主动。司徒雷登感到，黄华的态度“十分友好”。[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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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傅泾波再见黄华时称，与司徒雷登研究后认为：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因此，司徒雷登表示有意在回国前见到周恩来。[203]得到报告后，中共中央非常谨慎，决定通过非官方渠道处理这件事，便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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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南京市委报告：傅泾波往见黄华称：“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由于司徒雷登没有提到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电报特别请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205]6月21日，周恩来答复：陆志韦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但毛泽东在这里又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206]显然，此时毛泽东还不愿放弃这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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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司徒雷登接到陈铭枢从北京来电，说他已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顺利”。[207]据黄华回忆，他后来从周恩来处得知，6月初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便请陈铭枢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这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陈铭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雷登的要求后，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转达了毛泽东的答复：“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但罗隆基到北京后，未向毛转达司徒雷登关于贷款的口信，只是在许多年后才告诉周恩来。[208]《司徒雷登日记》6月26日（美国时间）记载：周裕康从北平回来，说毛泽东称，会像老朋友一样欢迎司徒雷登。他写道：“显然，黄华已把我打算北上的愿望报告上去了”。同日，司徒雷登还接到陆志韦6月16日发出的信，也提到北平之行。[209]这时，双方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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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傅泾波携陆志韦的信拜访黄华，信中说周恩来曾告陆志韦，毛泽东已宣布司徒雷登希望访问北平燕京大学之意。中共希望司徒雷登将燕京之行与交谈贸易及国际问题分开。傅泾波称：“陆来函很突然，使司徒颇感惊异迷惑，不知用意所在。”又称：司徒雷登现因美国国会不久休会，时间迫促，亟须回国，加以国会内部意见庞杂，恐不能去燕京大学，有意请傅泾波及黄华二人去北平。黄华当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访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雷登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表示同意，但试图要中共方面主动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210]6月28日，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后，黄华再度拜访司徒雷登，告之中共中央“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说，因国会即将休会，时间上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他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他自己考虑决定。[211]看来，当司徒雷登北上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的时候，双方都明显地希望对方表现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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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告知6月28日黄华来访的情况，并分析了北上的利弊，请“国务院考虑和决定”。[212]但此时中共的态度已经改变。同一天，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别叮嘱说，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还说，司徒雷登北上只能乘火车，不许乘美机，如他“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电报最后表明，“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213]显然，当毛泽东得知刘少奇通报的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后，对于司徒雷登是否北上已经不感兴趣，特别是不想让美方以此制造舆论，说中共有意与美国发展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当局也不愿走出冒险的一步。7月1日，即《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天，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最高层指示他不得访问北京。[214]第二天，傅泾波向黄华通报了这一情况。[215]中共高层与美方的接触到此告一段落，而这一停止竟长达22年。[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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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并没有向莫斯科隐瞒与美国继续接触的情况，特别是列多夫斯基在6月11日会面时说过“莫斯科很关心这个问题”以后。几乎每次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见面的情况，黄华都向苏联参赞进行了通报。不过，从列多夫斯基的札记看，黄华努力要让莫斯科相信，司徒雷登与中共高层的会见，是美国方面主动提出的，并且表现积极。而中共则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了解美国的情况，并让美国人对改善中美关系寄予希望。值得注意的是，黄华对列多夫斯基说，他曾拒收司徒雷登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而这个情节在司徒雷登的报告和黄华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此外，艾奇逊7月1日否定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情况，黄华见到列多夫斯基时也只字未提。[217]很明显，一旦司徒雷登成行，中共希望莫斯科理解，这是美方积极促成的，而对于中共来说，这只是一个策略。为了表明中共的反美立场，《人民日报》在6月19日公布了刚刚破获的美国间谍案，24日又刊登了一篇批判英美外交为“特务外交”的文章。[218]25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要求尽力寻找能够指控美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人证、物证，并考虑在间谍案宣判后，以同样理由驱逐美领馆的全体人员。[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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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6月27日明确表示了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后，毛泽东更坚定了倒向苏联的信心，同时也更担心与美国的接触会引起斯大林的误解和疑心——6月30日的电报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态。[220]于是，在同一天，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一边倒”的声明，即《论人民民主专政》。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并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221]接着，在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在一个月内连续发表了5篇批判美国政策的评论文章。[222]《别了，司徒雷登》可以说是“一边倒”宣言的一个脚注。斯大林对毛泽东发表的宣言非常满意。中共中央在7月4日的报告中解释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有关外交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一句话旁，斯大林画了着重线，并批注：“好。”[223]很快，7月6日的《真理报》在第3版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出版了单行本。20日《新时代》杂志还发表了署名文章《毛泽东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进行详尽介绍。[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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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夏天到1949年初，经过一年半往来函电的沟通和试探，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直接会面终于实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问西柏坡，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也是莫斯科迈出的与未来新中国缔结同盟的第一步。四个月后，刘少奇、高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上是东北人民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苏联，也是自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和共产国际解散后，到苏联访问的第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人，而这次访问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中苏双方在西柏坡明确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同一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然而，作为同盟关系，这里还存在一个重大漏洞和隐患，即国家利益问题。不错，中苏结成同盟的意愿首先是出于对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的考虑，在这方面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对此，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这些问题必须解决，而且只有在最高层面解决，这就是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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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此期苏联对新疆控制的情况，可参见David D.Wang，Under the Soviet Shadow，The Yining Incident，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1944-1949，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9；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213～227页；Бармин В. Синьцян в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37-1946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1，с.84-95；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第125～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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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年9月15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09，第239～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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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1948年10月13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第412～424页。笔者对译文略有改动，原文见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13，1948，NSC 34，DDRS，CK3100371087- CK31003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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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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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援蒋的困境确在于此。1948年5月中情局的报告分析说：苏联迄今没有公开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如果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苏联就可能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在美苏各自为国共提供支持的上升过程中，优势在苏联一方，而美苏在华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见《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第273～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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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