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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49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192-01。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但笔者在俄国档案馆中尚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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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6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01-1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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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这一点，连美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称：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的短缺，“已经阻碍了中共对最近占领城市的管理”，“中国在未来几年中将依赖在外国学校接受培训的中国人的服务，同时依赖外国人的服务”。见《中情局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在远东弱点的情报备忘录》（1949年9月20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10卷，第2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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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49年3月18日），РГАСПИ，ф.538，оп.1，д.331，л.5-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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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455页。海因茨希教授依据周恩来的一次谈话，确认本来毛泽东想自己率团访苏。但笔者在所有相关的文献中都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很可能周恩来对罗申讲的是客气话，并为提出毛泽东访苏的问题做铺垫。参见《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49年11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81-8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18-219；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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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6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01-1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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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370～371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645～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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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646、653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17、219～221页。如下文所说，这些时间的确定对于一些重大史实和重要文件的认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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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48-151；《刘文稿》第1册，第30～39、40～41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4、410～415页；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6，№5-6，с.56，58，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0卷，第724、729页。师哲回忆说中苏工作会谈4～5次，也有著作称会谈5次。（《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12页）但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确定的正式会谈只有这4次。有可能人们把7月27日晚宴上的谈话也作为正式会谈了，因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且有文字材料。还可参见海因茨希对这一问题的考证（《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305～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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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63-164，172-175；《刘少奇给米高扬信》（1949年7月22、25日），АПРФ，ф.39，оп.6，д.38，л.16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69，170。尚未见到刘少奇与米高扬会谈的材料，但刘少奇在22日信中提出了举行会谈的要求，而在25日信中提到了会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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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年7月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51-55，Ледовский А.М.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5，с.84-88；《刘文稿》第1册，第23～29页；《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6日），АПРФ，ф.3，оп.65，д.363，л.20-2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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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9～424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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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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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1-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48-151。这个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做了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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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1-5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51-162；《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刘文稿》第1册，第30～39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5～409、419页。关于7月4日的报告，中国的档案也已经公布（《刘文稿》第1册，第1～22页），内容与俄国档案完全一样。不过，在俄国的档案中有斯大林阅读时在文件上做的许多批注和画线，这些批注和着重线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所提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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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师哲回忆说，听过刘少奇回国后的汇报，“中央领导人对斯大林做的自我批评印象深刻，无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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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刘文稿》第1册，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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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刘文稿》第1册（第40～41页）公布了部分内容。有关情况还可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3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651～652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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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2页；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3，с.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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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刘少奇等致朱德、周恩来电》（1949年7月2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等电》（1949年7月4日），《周文稿》第1册，第60～61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647页。《刘少奇年谱》（第220页）和《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14页）均把毛泽东7月4日的电报说成是8月4日发出的，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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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刘文稿》第1册，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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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651页；《中共中央致刘少奇等电》（1949年7月26日），《周文稿》第1册，第175～177页。后来，贷款协议确是以两国政府名义正式签订的，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这笔贷款主要用于购买武器了。参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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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周文稿》第1册，第176页。《刘少奇年谱》（第219页）和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653页）都说该协议是刘“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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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545～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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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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