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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刘文稿》第1册，第35页。1945年8月苏联占领旅大地区后，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朝鲜币、伪满币、日本币、苏联红军券等。1948年11月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经苏联占领当局批准，关东公署发出通告，由关东银行将流通中的苏联红军券及一切旧币全部收回，统一发行由苏联印刷的关东币。东北币是由东北银行在战争期间发行的地方流通券，1949年4月开始在旅大地区流通。1949年3月12日陈云向苏方提出了东北货币统一的问题，苏联代表科瓦廖夫及苏联财政部和外交部都表示反对，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经与苏联当局协商，1950年6月16日东北银行奉命接管了关东银行，改为东北银行大连分行。由此，用东北币统一了东北全境的货币。1951年3月20日，根据周恩来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决定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以全国统一的人民币为法定货币单位。见《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3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2；《斯克沃尔佐夫致维辛斯基信》、《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信》（1949年3月22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9，л.4，5-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04-107；《关东公署关于币改工作总结》（1948年12月2日），大连市档案馆藏：2/1/228。另参见陈文登编著《旅大特殊时期老票证（1945～1955）》，大连出版社，2007，第1～14页；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金融志·保险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4，第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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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1-5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5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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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9年7月25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37-14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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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刘文稿》第1册，第36～37页。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6～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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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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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在1949年10月进攻金门战役失利后，毛泽东访苏时明确提出要苏联派志愿空军或秘密部队帮助攻占台湾。斯大林则表示，可以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但苏联的空军和海军都不能直接参与作战。以后，中共没有再提这个问题，而是不断催促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装备。详见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第59～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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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较早做出这一结论的是陈兼，见Chen Jian，“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Working Paper，№2，1992，CWIHP，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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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第1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7～1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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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详见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0～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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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仔细查阅米高扬访华期间的12个报告可以看出，毛泽东几次要求苏共表明对中共的立场和看法，均未有结果。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示赞同或支持中共的做法，但米高扬始终没有全面阐述苏共对中共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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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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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马卢欣关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备忘录》（1948年12月27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6，д.117，л.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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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0，1949；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Stuart，April 6，1949，FRUS，1949，Vol.8，pp.173-177，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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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Stuart，April 12、22，1949，FRUS，1949，Vol.8，pp.677-678，68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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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ORE 45-49，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16 June 1949，CIA Research Reports，China，1946-1976，Washington，D.C.：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2，Reel-1-0277，pp.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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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详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04～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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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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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已有很多研究，但看法不一。况且，有关中共的立场和态度，研究者依据的主要是美国人的转述和当事人的回忆。最近，《周文稿》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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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1，1949，FRUS，1949，Vol.8，pp.741-742；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0页。司徒雷登在日记中记载的这次会见是在5月6日，这应该是指美国时间。见《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执期间前后》，陈礼颂译，傅泾波校，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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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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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4，1949，FRUS，1949，Vol.8，pp.745-747；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1页；列多夫斯基：《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陈鹤编译，《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第187页。司徒雷登和黄华对这次谈话的记述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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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列多夫斯基：《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第182～187页；《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2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66-6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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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1949年5月2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3-7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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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10～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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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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