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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8，1949，FRUS，1949，Vol.8，pp.752-753；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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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周文稿》第1册，第21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页。司徒雷登日记没有提到这次会见，不过，他在6月8日致国务卿电中所提回国后再重返中国，以便说服中国采取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抵制亲苏路线等意见，与傅讲的意思相符，只是没有提到要见周的情节。见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8，1949，FRUS，1949，Vol.8，p.754。后面的情节也说明，司徒雷登不想让白宫知道他在此问题上的主动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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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页；《周文稿》第1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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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周文稿》第1册，第21～22页。黄华的回忆没有提到18日的会见，在《司徒雷登日记》（第73～74页）中，6月17日（美国时间）这一天记的是：“华府传来关于我回国等消息……傅往见黄华”。但是，在6月30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谈到他受邀去北平的背景时，司徒雷登称：6月18日，黄华主动提出要安排他去北平，而傅没有表态。见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30，1949，FRUS，1949，Vol.8，p.766。笔者判断，司徒雷登因不愿承担责任而没有对国务院讲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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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周文稿》第1册，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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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司徒雷登日记》，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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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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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司徒雷登日记》，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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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周文稿》第1册，第22～23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页；《司徒雷登日记》，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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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周文稿》第1册，第23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84页；《司徒雷登日记》，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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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30，1949，FRUS，1949，Vol.8，pp.76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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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周文稿》第1册，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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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30，1949，FRUS，1949，Vol.8，p.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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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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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关于美国学者长时间争论的一个问题，即战后美国是否由于政策把握不当而失去了与中共发展关系的机会，笔者认为这一机会只是出现在1944年夏到1945年春，到马歇尔使华时也还有一线希望，然而到1949年，美国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原因就在于斯大林抢先确定了与中共结盟的政策，而毛泽东也已经决心向苏联“一边倒”了。近期美国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参见John Carver，“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Mao’s Foreign Policy Choices，”The China Journal，№49，January 2003，pp.128-130；Chen Jian，“How to Pursue a Critical History of Mao’s Foreign Policy，”The China Journal，№49，January 2003，pp.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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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手稿），第47、47、52、54页，转引自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419～421、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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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日，第1版；2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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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周文稿》第1册，第3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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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巧合的是，6月30日这一天，苏联驻华使馆呈递了一份关于《美英反动派指望民主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备忘录，其中写道：从最近发表的文章内容看，美英宣传非常注意选择一些能够刺激中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民族感情的题目，其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中国和苏联之间，在中共和联共（布）之间制造敌对关系。见《苏联使馆关于美英在华动向的备忘录摘要》（1949年6月30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6，д.117，л.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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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杨奎松：《华德事件》，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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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87～1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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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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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Правда，6 июля 1949 г.；《人民日报》1949年7月9、31日，第1版。《人民日报》的消息说，毛泽东的文章刊登在《真理报》头版位置，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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